(53)参见辛胜夏：《朝鲜的门户开放与马建忠的作用》，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1989年7月号；权赫秀：《马建忠与朝鲜》，载李钟殷、郑判龙主编：《朝鲜—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冈本隆司：《马建忠の中国近代化》，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第87-172页；冈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ぃだ：近代清韩关系と东アジアの命运》，第35-69页。
    (54)《筹议朝鲜与美国定约》，载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3，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5年，第7-8页；金允植：《阴晴史》上，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58年，第58页。
    (55)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第83-85页。
    (56)详见奥平武彦：《朝鲜开国交涉始末》，第94-96页；朴日根：《美国的开国政策与韩美外交关系》，第194-210页。
    (57)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第87页。
    (58)《军机处交出署理北洋通商大臣张树声抄折附件三：朝鲜国照会》，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675页。关于该照会的递交日期，日本学者奥平武彦著《朝鲜开国交涉始末》第136页及韩国学者朴日根著《美国的开国政策与韩美外交关系》第224-225页，均认为是在条约签订两天后的5月24日，而韩国学者宋炳基却根据马建忠《东行三录》等记载而主张是在条约签订当日即5月22日，详见宋炳基：《近代韩中关系史研究—19世纪末的联关论与朝清交涉》，第270、页注释125。
    (59)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著，《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姚曾廙译，第395页；陈伟芳著，《清日甲午战争与朝鲜》，权赫秀译，首尔：白山资料院，1996年，第76页。
    (60)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第391—392页。
    (61)金容九：《巨文岛与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韩半岛的畸形世界化过程》，首尔：西江大学出版部，2008年，第43页。
    (62)有关巨文岛事件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参见渡边胜关：《巨文岛外交史》，载《普专学会论集》第1卷(1934年3月)，第223-281页；李用熙：《巨文岛外交综考》，载《李相伯博士回甲纪念论丛》，首尔：乙酉文化社，1964年，第459-499页；朴日根：《巨文岛事件与李鸿章之对韩政策》，载中华民国韩国研究学会编：《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1年，第205-229页；林子候：《朝鲜巨文岛事件(1885.4-1887.2)之探讨》，载《国立编译馆馆刊》14/2(1985年12月)；朱永夏(音译)：《19世纪后半叶韩英俄关系—巨文岛事件》，首尔：世宗大学出版部，1987年；金容九：《巨文岛与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韩半岛的畸形世界化过程》等。
    (63)F. O. 405/35/15。Granville to Tseng, Foreign Office, April 28th 1885，转引自金容九：《巨文岛与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韩半岛的畸形世界化过程》，第76-77页。
    (64)《总署收出使英国大臣曾纪泽文》，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1826-1827页。
    (65)金容九：《巨文岛与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韩半岛的畸形世界化过程》，第70页。
    (66)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第166页。
    (67)FO405/35, Salisbury to O' Conor, No. 316, Confidential, Dec. 12, 1885；转引自冈本隆司著，黄荣光译：《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第416页。
    (68)《总署收出使大臣曾纪泽文》，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2115-2116页；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第171-172页。
    (69)《总署收英使华尔身照会附件一：华大臣致朝鲜通商衙门督办公文稿》，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2179-2180页。
    (70)金容九：《掠夺帝国主义与韩半岛：世界外交史大势中的丙寅、辛未洋扰》，第8-9页。
    (71)Andrew Maloz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1881-190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pp. 34-35.
    (72)金容九：《巨文岛与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韩半岛的畸形世界化过程》，第99页。
    (73)《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函附件三：译九月初九日俄使续交改订照会内三条》，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2143页。
    (74)冈本隆司著，《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黄荣光译，第426页。
    (75)金容九：《巨文岛与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韩半岛的畸形世界化过程》，第178页。
    (76)《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函附件三：照录与日使伊藤问答纪略》，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1738-1742页；《伊藤大使李鸿章天津谈判ノ件(五)》，载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18册，第276-298页。
    (77)《英国ノ巨文岛占据ハ日本ニ取リ重大关心タルヲ以テ之レ真相ノ充分ナル报道ヲ得ル迄ハ本件ニ关シ意志表示ヲ留保スル旨回答ノ件》，《日本外交文书》第18册，第600页；金容九：《巨文岛与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韩半岛的畸形世界化过程》，第178页。
    (78)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33页。
    (79)《论朝鲜国政附日本公使榎本武杨钞呈外务井上函》，载吴汝纶编：《李文忠公(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17，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影印本，第3272—3273页；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五》第3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03页；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明治年间追补》第一册第十五编，东京：日本联合国协会，1962年，第380—381页。该文件原为日文，其原文与上述中译本内容略有歧异：“第一 朝鮮ニ対スル政策ハ総テ最秘密ノ手続ニテ常ニ李鴻章ト本官ト協議ノ上李氏之ヲ施行スベシ；第二 朝鮮国王ヲシテ現今ノ如ク内廷ニ於テ自ラ政務ヲ執ラシメズ且内官ノ執権ヲ剥キ其政務ニ関スルノ途ヲ絶ツベシ；第三 挙国第一等ノ人物ヲ撰ンデ之ニ政務ヲ委任シ之ヲ進退スルニは国王必ラズ李鴻章ノ承諾ヲ得ベシ右第一等ノ人物トハ金宏集金允植魚允中ノ如キ其人ナルベシ；第四 右ノ人物ニ委任スル政務トハ外交軍事會計ノ三務ヲ以ラ主要トス；第五 可成速ニモルレンドルフ氏ヲ退ケ至當ノ米國人ヲ以テ之ニ代ラシムベシ；第六 陳樹常ハ篤学ノ人物ナレドモオカ足ラズ他ノ有力者ヲシテ之ニ代ラシムベシ；第七 右陳氏ノ跡役ヲ李鴻章ョリ任命シ米國人ヲ朝鮮ニ推薦シタル上ハ将来ノ政策ニ付十分ノ訓令ヲ與ヘ其物ヲ日本ニ送リ本官二面會セシムベシ；第八 陳氏ノ跡役京城ニ在留ノ日本代理公使ト深ク交誼ヲ結ビ諸事協議シテ事ヲ執ルベシ。”日本大学郭海燕教授提供该史料日文原文，谨此鸣谢。
    (80)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第202页；金容九：《巨文岛与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韩半岛的畸形世界化过程》，第109—111页。
    (81)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33—134页。
    (82)详见金容九：《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东洋之礼与西洋公法》，首尔：罗南出版，1997年。
    (83)权赫秀：《两截体制与19世纪末朝鲜王朝的对华外交—以首任天津驻扎督理通商事务南廷哲的活动为中心》，《韩国民族独立运动史研究》第51号(2007年6月)；权赫秀：《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84)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85)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reaty Ports, 1842～185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462-468. 按此为该书的“结论(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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