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洋货流行与抵制美货运动兴起
    义和团的暴力排外及清廷的应对失据，最终招致八国联军侵华而酿成巨祸。朝野上下痛定思痛，清廷开始仿行西法实行新政，民间也兴起学习西方以自强救亡的社会运动。在这种社会上下一齐转向学习西方的社会氛围里，社会风气也为之丕变，“西洋”成了众所向往的“富强”、“文明”、“先进”的榜样，“洋货”则成为“文明生活”的标志，更加受到人们追逐崇尚。风气保守的都城北京，也出现了以用洋货为时尚的风气。有记云：“庚子巨创以后，都人心理由轻洋仇洋，一变而为学洋媚洋。妇女出门必衔一香烟以为时髦美观。”⑥消费趋洋成了文明、趋新的标志，受到人们特别是时髦青年的追逐。而一些低端洋货也更为普及，深入到广大城乡民众衣食住行之中，上至脑筋保守的老夫子，下及穷乡僻壤的乡村小民，生活中几乎都离不开洋货了。
    但是，洋货来自正掠夺欺侮中国的外国列强这一“原罪”性质，又使这一已经深深嵌入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外来物，虽然是“文明生活”的标志物，同时也是外国侵略欺侮的象征，人们对于洋货所纠结的这种矛盾情感在义和团运动后并未消解。就在短短五年之后，这种矛盾又以另一种形式，以更为凸显的方式再次爆发。这就是1905年由美国华工续约问题引发的波及全国、轰动中外的“抵制美货”运动。在这场规模更加宏大、但面貌已完全不同的民众抵制外侮运动中，一个特定外国的洋货——美国货，成为运动的核心，受到举国上下万众瞩目。
    这一运动的起因，本来与美货，甚至与国内民众都没有直接关系，乃是由于十年前美国与中国订立限制华工条约，后美国据此对来美华工乃至华人采取种种歧视、迫害政策。到了1904年此约十年期满，美国又试图续订。消息传到国内，首先在上海，以华工人数最多的福建、广东两省籍商人为主导发起抵制运动，试图阻止续订条约，遂掀起了一场以“不用美货”为口号、波及全国的大规模抵制美货运动。
    以不买外货来对抗外国这一市场抵制方式，早在十年前就有人提出过。1894年9月，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提倡“商战”的郑观应就曾致书协助李鸿章办洋务的盛宣怀，提出抗击日本的《管见十条》，其中就有一条：“不买东洋货，绝其来货不与通商。”⑦这是郑观应以市场为武器进行“商战”思想的具体实施手段。但在当时，一是战事紧迫，二是政府对外贸易不能自主、民间社会力量不发达，因而“抵制日货”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难以实施，这只是郑观应的构想而已。
    时隔十年，迭经甲午战败、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实行新政等一系列剧变，天地已然变色，社会风气、文化氛围、人心所向也已全然改观。在此背景之下，这次自下而上从民间商界、学界勃然而兴的“抵制美货”运动，已经是一场一呼百应、蔓延全国、声势浩大的民众和平抵抗运动，而“美货”——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外来琐屑之物，则骤然成了这场浩大运动的标志物，作为美国——乃至列强欺侮中国人的象征而成为举国民众一致排拒的对象。
    “抵制美货”运动最早起于上海。1905年5月间，首先是上海商务总会发起倡议，以美国迫害华工，实为歧视欺侮华人，号召商民以“不用美货”进行抵制。上海发行而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申报》，于1905年5月10日刊登上海商务总会发布的《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揭露美国排斥、迫害华人的种种行径，指出华工条约“违害国家之尊荣”、“玷辱国民之人格”，号召全国民众起而抵制：“事关全国之荣辱，人人有切肤之痛，合群策群力以谋抵制。”后议定以两月为期，至7月20日(华历六月十八日)前敦促美国废除禁约，否则将号召国民“不用美货”，以为抵制。随后上海商会将此决议电告全国各埠商会，并登报呼吁各界响应。此后，上海以及全国各城镇商、绅、学、女各界纷纷起而响应，召集会议、议定办法、宣传演说、组织团体、印发传单、互致电函等各种活动此起彼伏，相互呼应，一致以“不用美货”为口号，一时声势大起，形成以市民团体为龙头、市民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民众抗议运动。
    此后至7月20日的两个多月为抵制运动的发起动员阶段。首先是上海商界、学界、女界等人士纷纷召集会议，宣传号召定期实行“不用美货”以抵制美约。如5月21日沪南商学会集议抵制美约，议定如期实行“不用美货”⑧。7月9日，上海务本女塾师生等女界发起集会，多位女士发表演说，提议一致“不用美货”⑨。其他商埠城镇商、学界等也纷纷起而响应。如广州商会在6月初集议“不用美货，抵制华工条约”⑩。《香港日报》1905年7月8日报道：“广州大街小巷尽是大幅黄色标牌，上面印有运动领导者的图像和讲话，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拒绝使用美货。”苏州女界也在兰陵女塾举行集会，号召女界响应抵制运动，“不用美货”(11)。甚至在皇帝脚下、官僚充斥、风气保守的京师重地，也出现了民众响应抵制美货的活动。天津《大公报》6月中旬报道：“各埠商人于美国禁华工一事迭次开会，提议以不用美货为抵制之一端。……惟北京官场对此事淡然处之，若与己无甚关系。而学堂之学生即有志之绅商大为愤激，今日宣武门内一带地方忽贴有白纸匿名揭贴，用双钩法大书‘大清国民公认不买美国货物’十二字，围观者颇多。”(12)在各地商界、学界、女界倡导下，抵制美货运动迅速向全国各地扩展开来。
    “不用美货”对于人们意味着什么？将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何种影响？当时在中国最为畅销、人们消费最为普遍的美货是面粉、洋油、洋布、纸烟、肥皂五种商品，其中机磨面粉是城镇居民日常主食，煤油是夜晚照明的燃料，洋布是人们衣物的普遍用料，纸烟已是城镇烟民的必需品，肥皂也是家居日用之物，这些涉及人们吃穿日用的生活物品皆以美货为佳，因而销售甚广，普及城乡。如无锡商民所言：“美货中如洋油、洋布、肥皂等均家常日用之物，即纸烟亦行销甚广。”(13)所谓“不用美货”，对于民众来说，自然会带来生活的不便；对于商家而言，即不订、不售美货，当然是断了这条财路，甚至蒙受损失。但是，无论商民，在这场运动中都甘愿接受这些不便和损失，以牺牲私利益，而成就公利益，其中内含的意蕴已经远远超出了这小小美货本身。
    临近两月期限，美国并无改约意向，抵制美货运动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先是7月18日，“上海城厢各处有人遍发‘抵制工约、不用美货’传单，演成白话，约有数百言，大旨谓：实行不用美货之期，本定六月十八日(即西历7月20日——引者注)为两个月期满，十八日后各店铺务须实行此办法”(14)。次日，上海沪学会、商务总会、商学会及学界、商界、工界人士，还有外地各埠派来的代表等共计1400余人，在西门外务本女塾大讲堂召开特别大会，公议实行不用美货办法。上海商界各行会如洋货行、丝业、火油业、杂货业，及海味业广帮、建帮、汉口帮、山东帮等都有代表董事出席，并一致表示不用美货(15)。会后将此决议电致外部、商部及各埠商会。
    7月20日后，各地更是频繁展开集会、宣传等活动，推动正式实行“不用美货”。此后数月间，各报刊纷纷报道各地开展“不用美货”活动，如《申报》每天都刊登各地抵制活动的报道、论说、外地商民来电来函、各种相关消息等。仅从7月20日至7月31日短短十天之内，《申报》就报道了全国19个城镇抵制美货活动的消息，地域涉及上海、江苏、广东、浙江、河南、安徽、江西、湖北、辽宁等9省，北至辽宁营口，南到广东番禺，甚至还有暹逻(今泰国)的广东会馆。上海是抵制运动的中心，各界活动也最为集中。仅在此十天内，据报道进行集会等活动的就有商务总会、沪学会、商学会、四明同乡、在沪粤商、志成堂、麻袋业、荳米业、洋货帮、广洋货业、洋广海味业、南北货业、杂货业、花业公所、内河报关行、煤油洋杂货业、上海女界等17个团体组织，有的大型集会参加人数达一两千人。这些活动皆以“不用美货”为口号，活动形式有组织集会、发表演说、签名承诺、分发传单、张贴标语、函电联络、登报宣传、检查店铺、收集美货、劝说亲友等多种，完全以民间力量组织推动，形成了全国各地彼此呼应、商绅学女各界协同、城镇市民广泛参与的规模声势空前浩大的全国性抵制美货运动。
    这场以“不用美货”为口号的抵制运动首先由上海商人团体发起，学界、女界继起响应，后扩展到全国各地。进行组织宣传活动的人员包括商人、士绅、教师、学生、记者、编辑等，而参与“不用美货”活动的人则从商家店铺、贩夫走卒，遍及城镇一般市民、普通百姓。据《南华早报》1905年9月2日报道，广东的抵制运动深入社会下层，甚至赌场的赌徒们也开始抽国产香烟而非先前的美国香烟，摆渡的船妇也拒绝装有美货的箱子上船，一个理发匠也表示不给美国人理发⑧。这场运动的声势之浩大也是空前的，从各地各团体集会演讲、宣传鼓动、电函交驰，到报刊报道、街衢标语、传单流布、街谈巷议，甚至民间人员走街串户、宣导劝说、清查收缴，人们目之所见、口之所谈，皆为此事。一时间“不用美货”之声响彻全国，汇集成一场由商界、学界精英发起倡导，以市民团体为组织龙头，以城镇市民为主体，各地、各界、各阶层民众广泛参与，无论从规模还是声势上都空前浩大的全国性、群众性和平抵抗外侮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