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市民运动与“文明抵制”
    “不用美货”是人们在自由交换的市场上，自主运用消费权和销售权，由民众自愿采取一致行动，以表达抵制诉求，这是一种和平的、非暴力的市场抵制方式。当时舆论突出强调其“文明方式”、“和平抵制”，指出不会给外国以干涉借口，不会给清政府造成“对外交涉”问题。显然发起和参与运动的人们，是要与几年前发生的义和团运动“野蛮排外”、“暴力排外”而招致战争灾难相区别。
    在当时报刊评论及集会演说中，“不用美货”是“和平办法”、“文明抵制方式”这一点常常被突出强调，与所谓“野蛮方式”相区别。如芜湖士商在集会演说中强调：“大家齐心，群谋抵制，商业中不购美国货。这样和平办法，不必与他争闹，不要用些野蛮，他自然也无法了。”(30)上海一家造纸局在《时报》上刊登的抵制启事中称：“今为抵制美约，不用美货，办法文明，民志齐一。”(31)有一个群众组织的抵制团体名称就叫作“文明拒约社”，以强调其“文明”的特点。《申报》有一文对这一“文明抵制”方式的意义评价最为深刻，文中说：“我国处今日之地位，应抵制外人事不可胜数也，昔也以不知文明之办法，故除野蛮之暴动外别无抵制之术也。今则民知［同智——引者注］日渐开，知权利之不可让人，侵侮之不甘顺受，而和平抵制一法，尤足折冲于尊俎之间，于是以美约一事先为之萌芽。”(32)
    针对清政府发布上谕，以抵制美货运动将“有碍邦交”而意图压制，《申报》有评论指出：“所谓抵制者既不以口舌争论，又不以暴力从事，自不致牵累于国际上交涉，而于两国交谊绝不相关，……故有碍邦交之说亦不必丝毫顾虑者也。”(33)一位淮安人士致上海总商会的信中，也强调应坚持这种文明抵制方式：“此乃文明抵制，并非野蛮抵制。……政府之命万不可遵。……惟有坚持不用美货，为独一无二之宗旨。”(34)一些言论中还在强调“文明抵制”的同时，指责美国禁约为“野蛮”。如上海糖洋广南北海味杂货各业举行1800人大会时，拟定办法六条，其中一条即为：“此次各埠同胞相约不用美货者，以工禁之野蛮也，欲责人野蛮，必先自居文明，切勿轻举暴动，酿成意外之交涉。”(35)甚至京师的五城学堂学生在致上海商会函中也说，美国苛待我华工，“彼愈行野蛮，我则力求文明，不涉国际，无碍政府”(36)。这些言论视美国行径为“野蛮”，而自称“文明”，在当时社会上下正在奉西方为“文明”榜样而大力学习的语境下，颇有些讽刺意味。这种对比反映了人们在义和团野蛮抵抗的悲剧之后，对国际规则以及对“和平抵抗”的认识已经更加成熟。这次以“不用美货”为抵制形式，是人们在反省义和团野蛮抵抗外侮的基础上，自觉选择的“文明”、和平抵制方式，反映了人们对于民间群众抗议运动形式的自觉意识大大提高。在这场抵制美货运动的言论中，“文明抵制”与“民权”、“义务”、“女权”等词汇一起被人们频繁使用，人们从亲身参加这一运动的实践中，体验这些概念所包含的意义，也是一场贴近民众生活的思想观念启蒙。
    以“不用美货”为号召的抵制美货运动，是民间第一次以市场手段，商民群众利用自主行使的洋货购买权和销售权，对外国强权进行和平抵制，表达民众的政治诉求，形成波及全国、声势浩大的抵抗外侮运动。这一运动在社会上造成了空前巨大的影响，对美国和清政府都形成了强大的民间压力，虽然最终并未能阻止美国与清政府续订华工条约，但却显示了民间社会和民众团结的力量，也成为中国近代市民运动的先声和模板。运动开始半年之后，商民又掀起收回铁路利权风潮，此后“抵制美货”运动逐渐平息。前后历时约一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开启了以“拒用外货”为方式的民众抵制外国强权、表达主权诉求的和平抵制形式，对于民众的“民权”、“自主”、“国民责任”与“国民义务”意识具有启蒙作用，由商界、学界精英主导，市民团体组织发动，各阶层民众广泛参与的全国性抵制运动，也使民众认识了组织起来、团结一致所形成的民间力量。人们还由这一“文明抵制方式”而找到了一种以市场为途径的和平表达诉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可行方法，成为中国近代市民运动及民众和平抵抗运动的起源。
    五、从“抵制外货”到“提倡国货”
    “抵制美货”运动使商民群众获得了一次运用市场方式，联合起来抵御外侮、反抗强权的实践经验，成为此后民间表达抵御外侮诉求的一种模板，也开启了此后“抵制外货”运动的先例，后多有效仿。如1908年，广东水师捕获日军火走私船“二辰丸”，由此引发广州、香港商民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发动者就明确声明，这是仿效此前的“抵制美货”运动。当时《外交报》刊发《论粤民谋抵制日货事》一文说：“二辰丸私载军火一案……粤人激于义愤……将谋以昔者抵制美约之举施之于日。”文中感叹：“呜呼！吾民之爱国也，不可谓不挚。”(37)进入民国以后，更有多次“抵制外货”运动。由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而开启的以市场手段和平抵制方式，成为此后民众抗议外国压迫、争取国权的一种常见形式。因此“洋货”的名声也更多地与“外国侵略与欺侮”相联系而更具负面意义。
    “洋货”是指来自外洋的舶来品，作为与其相对称的中国自产物品，起初人们称为“土货”，意为产自本土的传统手工制品。由于手工制作的土货与机器制造的“物美价廉”的洋货相比，有着明显劣势，因而难以抵挡被市场淘汰的命运。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商人设立机器制造厂日多，仿造机器制品也日渐增多，如细布、火柴、纸烟、面粉等，渐有仿制。为与进口“洋货”及旧式手工“土货”相区别，人们又用“国货”一词来指称这种国产机制品，于是“国货”渐成为与“洋货”相对应的词汇。
    在“不用美货”运动中，人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用什么货来替代这些千家万户作为生活日用品的美货。人们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以其他外国货替代，另一个就是以自产“国货”替代。由此而出现提倡用“国货”的声音。如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大型群众集会上，议定的抵制办法中就有一条指明：“不用美货并不为难，尽可易以本国及他国之货，如花旗粗细布改用我国纺织洋布、花旗面粉改用我国机器面粉、美孚煤油改用咪吔牌、品海香烟改用龙凤牌、美国钟表改用德法日本钟表。”(38)其中可见“我国纺织洋布”和“我国机器面粉”被作为替代美国洋布和美国面粉的首选品，这些国产日用品已经可以在市场上与洋货并立，而且借这次抵制美货之机而扩大了市场份额。如当时由两位南洋华侨兄弟在香港刚成立的南洋纸烟公司，就趁这一时期抵制美国纸烟之机，以自产“国货”纸烟进行宣传推销，一时声名鹊起，市场大为扩展。
    由提倡用“国货”取代“美货”，又进而出现了呼吁仿造“美货”的呼声。如7月20日实行抵制的当天，上海各界举行的一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就有人提议在实行“不用美货”的同时，“拟组织仿造公司，仿造美货。赞成者甚多，即日将定章招股”(39)。上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是专门培训女子工艺技能的新式学校，在该校师生发起的一次抵制美货大会上，就有人提议：“急宜将女子所用美货自行制造，为中国兴工艺。”由校长所拟定的抵制办法中，就专门列出两条当下就可实行的女子仿造“女子所用之美货”办法，一条是：“美货可以仿造者极伙，即如各式洋线领头、洋线云肩、各色洋线花边、洋线衣服、枱毯等件，又绒线帕、帽子、云肩、衣服、鞋袜，又机器织各式斜纹洋布等件，皆可自制，廉价出售，务期实行抵制。”另一条是：“拟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于暑假后，添设一特别科，仿造女子所用之美货。”(40)
    在这次“抵制美货”运动中，本国产的“国货”与美国产的“美货”，开始成为两个相对的政治符号，用“国货”还是用“美货”，也成为“爱国”与“不爱国”的标志。自此以后，“国货”成为社会舆论中具有“爱国”含意的一个流行词。同时，清末开始的服制改革，又引发了更激烈的“提倡国货”运动。
    清末新政时期，从军队、警察、学校等陆续开始服制改革，军人、警察和学生推行穿西式制服。由于制作西式制服最适合的布料是具有挺括、厚实、平滑、美观等特点的进口呢绒等，中国原来视为上品的绸缎因太薄软而被摒弃不用，造成传统丝绸纺织业市场大大缩小，由此引发围绕“制服用外国布还是用国产布”的争论。一些丝绸商界人士为保护本国布业而呼吁用国产布，由此发起“提倡国货”运动。在清廷倒台前夕的1911年秋，首先由江、浙、沪丝织业团体牵头，联合典业、衣业、绣业、帽业等团体，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国货维持会”。各地同业也纷纷起而响应，相继成立地方支部，与上海总部配合行动，联合进行抗议活动。这次的抗议对象，则直指政府，且由清政府而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时期及此后的民国政府，更由于辛亥革命后实行“断发易服”，制服、西服更加普及，丝绸“国货”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纺织业商人纷纷向总统及地方官员上书请愿，呼吁新服制应用“国货”而放弃“外货”，由此“提倡国货”运动更加高涨，终于推动1912年10月国民政府参议院通过并颁布的《服制案》中，规定国民礼服等皆需用国产布。这场持续年余、横跨清末民国的商界针对政府，以“国货”取代“外货”的抗争运动，以取得暂时胜利而告终(41)。
    此后，在民国时期，因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波动，以城镇市民为主体发起的大大小小的“抵制外货”与“提倡国货”运动，又屡次上演。这些平凡微小而又连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日用品的销售与消费，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和民族利益连结起来，广大民众也从中体验个人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个人权利与国民责任意识等，思想观念由此得到启蒙，成为近代国民意识形成的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