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多元性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演进
    人类是世界文化的创造者。人类不但来自于自然界，而且从属于自然界。他们既是其所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的产物，又是客观世界的创造者。由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差异，迄今为止，每一个时代人类文明的演进，无不呈现出文化多元性的特点。“文明”（Civilization）一词起源于拉丁文civilis，意思是公民的，国家的，社会的，用以表示社会与国家的进步状态。在这种意义上，文明与文化是相通的。我们知道，当文明的曙光初现于我们这个星球时，首先出现的是一个个没有联系的文明点，它们孤寂地散落在世界范围的在不同区域，形成了诸如西亚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南亚次大陆（印度河和恒河）的古印度文明、东亚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古中华文明，爱琴海地区的古希腊文明、亚平宁半岛的古罗马文明等，所以，人类早期文明不仅各有其代表性的文化成就，还往往呈现出鲜明的地理特色，如西亚的楔形文字与专制主义，埃及的象形文字与金字塔，次大陆的印章文字、宗教与种姓制度，东亚的甲骨文与宗法制度、希腊的神话传说与民主制度，罗马的军事组织与法律制度，等等。
    毫无疑问，人类文明自产生之日起就呈现出多元性发展态势，并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向前推进，但是它们又不是彼此割裂、分别进行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事实上，“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这里说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2]（上卷，总序）。
    人类由于使用新石器而引发了最初的农业革命，伴随着这场深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伟大变革，人们开始了由食物采集者和猎取者到食物生产者的变迁过程。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不同，人类或由采集进而种植谷物的农业耕作，创造了农业文明或文化；或由狩猎进而驯养动物的游牧生活，创造了游牧文明或文化。这是文化在物质层面上的最初表现和分野。大约从公元前8000-7000年起，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的大河流域，形成一个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文明区域即农耕世界。其中，在西亚、东亚和东南亚、中美、南美等地先后形成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业文明中心。定居农业的出现，使得生产的增长率有了较大提高，也使人类自身的生产能力有了较大增长。从客观上讲，定居农业存在着一个不可否认的缺陷，就是农耕世界各个部分彼此之间缺乏经常的联系，处于一种相对闭塞的状态。然而在农耕世界以外，还存在着一个适宜于人类的游牧、半游牧生活的游牧世界，它东起西伯利亚、蒙古草原，经中亚细亚、黑海、咸海和高加索，直至黑海北岸的喀尔巴阡山麓。这个位于北方的游牧世界，地域广阔，水草丰美。春季，皑皑的冬雪融化之后，滋润着丘陵、平原和草地。夏天，花草茂盛，草原地带就成为动物的生存与繁衍的理想之地。由于所处的自然条件相差悬殊，游牧世界不仅民族众多，而且发展程度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在大漠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纯粹游牧部落，有的则已开始半牧半农，并逐步转向定居生活的部族，但是他们在进化程度上都普遍地落后于南方的农业民族。
    南方农耕和北方游牧，是人类早期自发形成的社会生产大分工，这也是文化多元性的历史起源。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虽然各有自己的主要生产形式和主导性产品，可以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但都无法满足其生产与生活的全部需求。农耕世界经常在牲畜、皮革、毛类、乳肉制品及战马等方面要仰赖游牧世界，而游牧民族在生产、生活中所需要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主要依靠从农耕世界输入。这种因分工自发形成的经济互补性和文化多元性，随生产的发展和生活需要的增加而更加凸显。于是，南北两个世界之间借助于和平交往与武力征服两种手段，经常地并且不可逆转地实现着文化的交往渗透与文明的沟通融合。一方面，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成为两个世界关系的主流，首先表现为经济文化的交流[2]（上卷，p.195）。在双方接壤之地，来自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个世界的广大民众，他们以日常交换、商队贸易等方式进行着互通有无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无论是民间自发的还是官方组织的，物质交换和人员交往对于两个世界的社会发展、丰富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两个世界之间也时常发生敌对、侵略和征服的情形。北方游牧民族或因人口过量增长，或遇自然灾害严重侵袭，在其内部斗争加剧的情况下，他们为寻找新的生活资源而向外侵袭扩张。尤其是当游牧民族强大之时，他们便不断向富庶的南部进攻，屠杀人民，劫掠财物，虏获工匠。为了应付这种威胁，农耕国家不得不积聚起巨大的国力进行防御建设。正是出于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实际需要，秦汉时期中国在北方兴建了长城，罗马帝国在多瑙河、莱茵河之间，以及不列颠中部修筑了界墙。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是人类初期多元文化交往的重要形式，这不仅表现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入侵和征服，同时也有农耕世界对游牧世界的入侵和征服。农耕世界的国家和民族，往往以上国或优秀民族自居，它们蔑视经济文化滞后、文明进程缓慢的周边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称其为“蛮夷”。所以，南方的文明、富强大国多以绥靖边疆为由，以武力的方式掠取、征服游牧民族的土地，或置“藩属”，或抚其民为“同盟者”，强征贡赋，实行长期的文化侵略和政治统治。例如，公元前后，秦汉帝国对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地区进行广泛的经略，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对亚、非、欧广大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征服战争，莫不如此。这类劫掠与反劫掠、征服与反征服的冲突，经常在两个世界各民族间引发长期的战争，但这些暴力冲突本身又构成文化与文明传播的重要手段。
    总而言之，两个世界在和平的，或暴力的方式下的经济文化交往，不断打破彼此间的孤立状态，扩大了人类的文明区域。先进的农耕民族对落后的游牧地区的经略和征服，使文明区域的周边地带逐步地被纳入到文明社会体系之中；同样，落后的游牧民族在具备条件时，也以暴力手段冲入农耕世界，而后便以定居或建立新王朝的方式，逐渐融入到文明体系之中。这样，亚欧大陆上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既相互交往，又彼此渗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打破了闭塞的局面，促进了不同民族和文明的汇合以及全球化过程的起动，从而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朝着彼此影响、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