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多元性背景下的世界史学科体系
    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物质为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但是，当我们面对人类文化创造这一具体问题时，要简单地判别究竟是物质文化发生在先还是精神文化发生在先，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人类早期，当原始初民们开始制造工具时，他们不仅已经有着语言和思维的功能，而且都有其表达喜怒哀乐的特定方式，例如载歌载舞和宗教仪式就是其精神生活的典型表现，可以说精神文化几乎是与物质文化同时出现的。然而，有一点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精神文化的高度发展相对于物质文化而言要晚得多，至少要到文字产生以后才有可能。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系统的科学与文化知识的发展，即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各门学科，通常总是滞后于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本身的。
    在人的认识和创造的文化形成过程中，被描述的现实世界和被创造的精神与物质对象，客观而充分地体现着人类独特的文化创造性。随着知识视域的拓展、创造能力的提高，以及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交往关系的复杂化，人类创造的文化成就越来越丰富。文明既是人类进步和开化状态的标志，又是文化中积极的成果。从历史主义出发，多元文化的并存与发展构成全部人类文明史的核心内容。
    文化多元性强调藉由文化交流，增进彼此了解，并强调以正常的心态去看待异质文化或异域文化，进而包容、尊重、欣赏不同形态的文化。文化的多元性在促进人类文明向前演进的同时，还促进了各门科学的发展，而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发展也不例外。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常新的人文学科。西方史学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希罗多德作为古典史学的最杰出代表，他倾其毕生精力给西方乃至世界文化宝库留下了不朽的史学论著。《历史》一书名为“希波战争史”，实为这位西方“历史之父”所认识的那个时代的世界史。它涉及的范围极为广大，为世人展示了古代史上埃及、吕底亚、米底、巴比伦、波斯、西徐亚以及希腊诸城邦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的生动图景。
    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东西文化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期实现了第一次交汇与沟通，多元文化初步显现出相互交流的趋势。在世界主义和多元文化的影响下，世界史学科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希腊中部麦加罗城的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1－前120年）最早以开阔的视野和宏观的眼光来审视当代世界史，他在《通史》（亦称《罗马史》）一书中认为罗马因扩张而将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连接在一起，因而历史学家再也不能用“个别的”眼光来看历史，而应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显然，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史学不仅从神话开始走向了科学，而且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人类历史的演进，世界史学科由此起步。
    如果说世界史学科发轫于古典时代的话，那么，西罗马帝国瓦解后，中世纪的神学史观和基督教史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个相对沉寂的一千年中，不仅人类被降到了从属于上帝的次要地位，而且由于古典史学传统的断裂，基督教史学家用全新的上帝创世说重新解释了世界历史。例如，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一书中就把人类历史纳入了一个从上帝创世到末日审判的神学构架之中，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再体现为历史事件无意义的循环，而是体现为朝着未来作直线型的持续前进。这样，基督教史观打破了弥漫在希腊罗马世界的历史循环论，“人类的历史在宗教外衣的包裹下正朝着这个前景不断向前的一个‘进步’的过程”[3]（序），这是中世纪时期世界史科学的重要进展。当然，直到1500年以前，由于国际关系、民族交往和文明交融都非常有限，世界史只能是国别史的简单综合，至多是有限范围内的区域文明史拓展，其中以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唐帝国的历史最具代表性。
    随着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人类不但从思想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固守的安于现状的封闭观念，而且成功地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开辟新航路和海道大通以后，世界上各地区间日益联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各种文明和文化日益交汇成一种澎湃激荡的全球化潮流。在人文主义精神的支配下，以意大利为代表的西方史学走出中世纪的神学框框，开始“摈弃一切神话传说的影响，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历史”[4]（p.94）。历史学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它不仅与政治密切结合，而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范式：一种是以比昂多（1392-1463年）和瓦拉（1407-1457年）的著作为代表的范式，注重运用考古学和校勘学的方法；另一种是以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的《佛罗伦萨史》等著述为代表的范式，注重运用说理与论证的方法。
    从蒙昧落后的中世纪进化到开化文明的近代，理性的力量被欧洲人看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力量，也是拯救民生和改造社会的灵丹妙药。为了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想，西方理性主义史学家摒弃虚妄的基督教神学史观，提出了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社会历史在运动中有规律地向前发展，以及现代科学推动社会发展的全新观点。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1744-1803年）特别强调了文化对于人类历史进步的意义。赫尔德认为，人类历史进程不总是直线型的，而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的；人类社会像自然界一样，同样遵循着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由于文化是社会活动的产物，是使人们团结和聚合的手段，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就是文化发展史。
    从18世纪启蒙时代起，西方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第一，科学家们放弃了对权威的依赖的传统，接受了奠基在实验基础上的演绎方法，并赋予观察自然和实验科学以极端的重要性。第二，科学的胜利粉碎了经院哲学并建立了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现代哲学。第三，现代新科学和新哲学给予新兴资产阶级发动的政治斗争以巨大的推动力，从而在欧洲爆发了一系列的政治革命。同一时期，历史学家们借助于丰富的知识、开阔的眼界，力图从文化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尤其在弘扬希腊史学传统的基础上，撰写以本民族历史为中心的欧洲史或世界史。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主义历史学派奠基人伏尔泰以世界主义态度，把人类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的和比较的研究，生动地描绘出各民族、各地区历史发展的全貌，努力让人们“尽可能地了解各民族的风俗和研究人类的精神”[5]（序言）。作为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在三卷本《风俗论》一书中开创了历史编纂学的新体例，为世界史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19世纪的西方，历史学不仅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跃居人文科学之首，而且给这个时代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正如18世纪被称为“哲学的世纪”一样，19世纪则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这一时期，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势逐渐增强，但由于政治、经济上的成功，西方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大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不论是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还是博克尔①等人的实证主义史学，都用欧洲中心论来否认多样性的客观世界，反映了他们狂妄自大的一面。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虽然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历史学深刻地提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也没有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所以，19世纪构建起来的世界史学科体系，既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物，又是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产物。
    我们知道，“文化这种作为人的规定性的本质内涵，并不总是能清楚地为人们所认识，而必须通过文化的历史才能准确把握。”[6]（前言）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最佳途径，就是学习世界的文化与历史，这样可以借鉴他人所长，弥补自己所短。在世界史科学发展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近代以前历史编纂学所反映的世界历史，不仅主要是以希腊罗马或基督教为主的历史，其余的民族与文化的历史很少被提及，而且多姿多彩的人类历史几乎变成了令人乏味政治史或宗教史。20世纪以来，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今天，全球化、现代化与多元文化共存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任何人都不能无视文化多元性对于推动人类历史整体推进的意义，任何民族都不能在狂妄自大或自我封闭中追求民族文化的传承。从历史科学的演进的立场来看，古老而常新的历史学，尤其世界史科学体系正酝酿着一种巨大变革，就是实现从世界史向全球史的必然转变；同时，对于各个民族而言，他们正面临着如何适应加速发展的现代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问题。2005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次全体会议以151票赞成（共有191个成员国）审议并通过了保护和发扬各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多样性公约”，以避免多元的人类文化被解构、被消灭的危险。这个公约规定各国有权制定政策恰当地保护和促进本国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我们认为，这就是对全球化时代世界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