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后汉书》中关于天竺的记载，还是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有迹可查的信息。
    它首次提到佛教在印度的流行：“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20)佛教的发祥地在印度的恒河流域。在孔雀王朝阿育王之时已传入包括今阿富汗南部在内的印度西北部。佛教戒杀生，阿育王接受佛教后，对以前的征服杀伐行为极为懊悔，不仅在国内到处勒石刻铭，宣扬佛法，以正法治国，而且派出传教僧团远到东地中海的五个希腊化王国或地区去弘扬佛法。(21)尽管结果不详，但其精神可嘉。为使印度境内滞留的希腊人能够接受佛教，他甚至命人将其宣扬佛法的诏令用希腊语译出发布。(22)到公元前后贵霜人统治之时，佛教再次得到弘扬，犍陀罗艺术也应运而生。因此，这里所反映的应是佛教在印度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的实际情况。汉明帝永平年间(58年-75年)“遣使天竺问佛道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佛教传入中土，当然非明帝为始。汉哀帝时(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23)。楚王英(与明帝同为光武帝刘秀之子)曾“学为浮屠斋戒祭祀”(24)，由于他“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25)。明帝夜梦金人，以问群臣，有大臣(傅毅)向他介绍“西方有神，名曰佛”(26)，说明中原内地对佛教已有所知晓。但令人奇怪的是，《后汉书·明帝纪》中却无此记载。关于永平求法，汤用彤先生有详细考证。他认为大致可信，应有其事。(27)
    东汉和帝时(89年-105年)，天竺数遣使贡献。后因西域反叛而绝。桓帝(147年-167年)时，多次从日南徼外来献，(28)与海上前来的大秦商人大约同时(桓帝延熹九年，166年)。(29)此时的天竺商人或从印度的恒河口、印度河口或南部港口起航。可见，由埃及、印度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最迟在公元2世纪中期就已经开通。
    贵霜取得高附、罽宾、天竺(身毒)之后，势力达到极盛，成为中亚、南亚地区可与东汉帝国抗衡的大国，同时也就自然与汉朝发生了密切的接触。班超在西域期间，除了设法控制、羁縻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遏制匈奴势力的渗入之外，就是对付贵霜的介入。《后汉书·班超传》中详细记述了班超与贵霜的交往与抗衡。
    班超与贵霜的关系，实则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双方都没有多少诚信可言。贵霜建国之初，还是愿意和汉朝建立友好关系的。章帝建初三年(78)，班超曾上疏说：“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章帝元和元年(84)，班超攻打疏勒王忠，康居派兵救援。由于月氏当时刚与康居联姻，班超就派使者带着大批丝绸给月氏王，求其转告康居王勿进兵。月氏果然出手帮忙，劝退康居兵。班超遂攻克疏勒王固守的乌即城。此为汉廷与月氏的合作。此前，月氏还帮助汉军攻打过车师，但具体时间不详。章帝章和二年(88)，月氏遣使贡奉珍宝、符拔、狮子，向汉公主求婚。班超谢绝，并拒还其使，由此引起月氏怨恨。和帝永元二年(90)月氏派遣一位名为“谢”的副王率兵七万攻打班超。班超知其越葱岭千里而来，难以持久，故据城坚守，以逸待劳。并在中途截杀了向龟兹求援的月氏使者。谢王大惊，遣使请罪，愿得生归。班超允准，月氏大兵退回。从此慑于大汉雄威，岁奉贡献。这是目前所知月氏大兵翻越葱岭侵入塔里木盆地的唯一记载，说明当时月氏与东汉政府的关系依双方在此地的实力而定。(30)
    需要说明的是，天竺虽被月氏(贵霜)所灭，但月氏显然未能占领天竺全境，所以和帝时还能独立遣使来献，桓帝时也有海上来献。但是否商人诈称(像大秦商人那样自称是安敦王所遣(31))不得而知。月氏的统治区域显然是在古代印度西北部，以犍陀罗为中心。贵霜统治之地大致上是原来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印度—希腊人以及随后而来的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的故地，贵霜王朝文化具有强烈的多元性特征应该与此有关。
    三、印度与西方资料的佐证
    众所周知，印度没有留下像中国正史那样系统的历史记载。但这并不是说，印度的古代文献中没有历史信息的反映。经过近代以来国际上包括印度本土学者在内的几代学者的努力，古代印度的历史还是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其基本的轮廓和发展的路径。而且就两汉时期的印度而言，由于有钱币、碑铭资料和西方古典文献的参照，它的历史面貌要更为清晰一些。
    这一段的印度历史是与一位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分不开的。他率军于公元前327年侵入印度西北部，前325年离开。之后，印度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1年-前185年)崛起。公元前305年，已经成为亚洲主人的亚历山大的部将塞琉古一世，从巴克特里亚越过兴都库什山，试图收复原来亚历山大帝国的属地，但中途而返。(32)但印度的放弃并不意味着希腊人的完全撤离。由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存在，希腊人与印度的联系并未中断。相反有不少的希腊人定居于印度，以至于阿育王(Ashoka，约公元前273年-前232年在位)在刻石勒铭弘扬佛法时，也没有忘记用希腊语向这批希腊人传教。公元前250年左右，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总督狄奥多托斯(Diodotus)独立建国，大约与此同时，帕提亚人也宣告独立。塞琉古王国的国王安条克三世挥师东进，先后进入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境内，并于公元前206年再次进入印度宣示主权，但同样无功而返。(33)此时，统治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朝已经易主，取而代之的是欧泰德姆斯(Euthydemus)家族。据斯特拉波，在此人及其儿子德米特里(Demetrius)统治之时(约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侵入印度，不仅攻占了原来亚历山大征服过的印度河流域，甚至还有可能向恒河流域进发。(34)他们还一度向巴克特里亚以东的Seres和Phuryni扩张。(35)如果此说属实，他们很可能进入了塔里木盆地。德米特里甚至获得了“印度王”的称号。(36)他的钱币上的头像戴上了表示印度的大象头皮盔。这是继亚历山大之后出现的第二位戴此类头盔的希腊人国王。(37)印度西北部从此成了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一部分。公元前170年左右，巴克特里亚的欧泰德姆斯家族被另外一个名为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约公元前170年-前145年)的希腊人所取代。此人也曾向印度进军，(38)大概目的是征服那些仍然忠于欧泰德姆斯家族的将领。这些将领早就开始割据称王，这从他们独立发行的有国王本人头像的钱币就可以看出。根据法国钱币学家波比拉赫奇的研究，在从今日阿富汗南部到印度的旁遮普地区，都有印度—希腊人国王在统治。其中最有名的是米南德(Menander，约公元前155年-130年)。他在势力全盛时几乎占领了整个印度西北部。(39)他的大本营应该是在犍陀罗地区。(40)张骞大约是在公元前128年抵达大夏，他所耳闻的“临大水”之国“身毒”应该就是米南德王国全盛时期的印度西北部。
    大约在米南德在位之时，巴克特里亚的欧克拉提德王朝受到来自北方游牧部落南下的威胁。根据西方古典作家斯特拉波的说法，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游牧民族是来自锡尔河北岸与萨迦人(the Sacae)和索格狄亚那人相邻的地区的四个最著名部落，他们是Asii，Pasiana，Tochari，Sacarauli；根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是来自中国敦煌、祁连山一带的大月氏部落辗转迁徙至阿姆河北岸，臣服了“大夏”即巴克特里亚。有学者认为大月氏就是四部落之一的吐火罗人——“Tochari”。(41)但游牧民族对此地的占领似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游牧民族的冲击下，大约在公元前145年，欧克拉提德家族退至东面的兴都库什山区，偏安一隅。原来的大部分国土沦为大月氏的藩属。各地“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42)，这就是张骞当时所看到的大夏(巴克特里亚)。也就是在这里，张骞见到了来自中国蜀地的竹杖和布，听到了关于身毒的传言。应该说，此时的张骞对印度的了解是肤浅的，但关于其地理、气候、出产等方面的特征还是比较准确的。
    大约在米南德之后不久，印度就迎来了两次大的外来民族入侵浪潮。一次是所谓的印度—斯基泰人(Indo-Scythians)或曰“塞人”，一次是所谓的“印度—帕提亚人”(Indo-Parthians)。关于塞人南下印度，《汉书·西域传》中有记载。他们可能与波斯帝国时期的Sakas有渊源关系，活动于里海以东直到今日新疆伊犁一带地区。(43)公元前2世纪前半期，受到大月氏迁徙的影响，被迫南迁，一部分可能经锡尔河南下索格底亚那(Sogdiana)，再经巴克特里亚，最后定居于现在伊朗西南部的塞斯坦地区。这批塞人可能就是斯特拉波所说灭亡了巴克特利亚希腊人王国的北方四部落之一的Sacarauli人。(44)他们的南下无疑给了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致命的一击。张骞所见证的大月氏应该是尾随其后而来。据中国方面记载，还有一批塞人向西南越悬度，进入印度的罽宾地区，这就是《汉书·西域传》中所说的罽宾。其余塞人小国则散居于葱岭之中。(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