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西域传》中只记载了贵霜的两位国王，丘就却和其子阎膏珍。但新的钱币资料和新出土的腊跋闼柯铭文(Rabatak Inscription)证明，在迦腻色迦(Kanishka)之前，实际上存在三位国王，分别是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阎膏珍(Vima Taktu)、Vima Kadphises。至于那位贵霜钱币中匿名的那位“Soter Megas”，有可能就是中国史书中所说的“监领”印度的那位将军。他的钱币具有明显的希腊化特征，使人推测他可能就是一位当地希腊人的后裔。(66)那个率7万军队逾葱岭而来的王“谢”是否与他有关还不得而知。贵霜前期诸王的在位时间仍是国际贵霜史研究领域中的难点和热点。但大致可定在公元1世纪初到2世纪中期之间，也就是中国的东汉时期。贵霜王朝时期是中国与印度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最为紧密的时期，不论是海上还是陆地的丝绸之路，贵霜帝国都发挥了关键的枢纽作用。印度的佛教在贵霜帝国时期开始传入中国，以贵霜文化为代表的印度本土和希腊化文化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进入中国的塔里木盆地。斯坦因在和阗等地发现的佉卢文木牍、希腊式的人物形象、犍陀罗风格的器物、含有中、希、印三种文化因素的和阗马钱(汉佉二体钱)就是最好的证明。
    纵览两汉三史，可见中国对印度由耳闻到目睹，再到发生密切的政治、商贸和文化关系的大致过程。中国方面在其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这是以汉武帝为肇始的开边拓土、开发、经营西域的必然结果。印度作为中国的近邻，与不断西扩的中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古典学者的记述和印度本土的考古资料证明了二者之间文化与经济上的联系，事实上也就证实了丝绸之路南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正是随着丝路的延伸，印度的物产、佛教，希腊化文化的信息传到了中国，从而实现了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文化的三流合一。这是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奇迹，这样的结果是亚历山大、张骞以及班超父子他们所绝对想不到的。
    注释：
    ①参见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74～78、113～114页。
    ②汤用彤先生认为，佛教的真正传入，始于东汉永平求法。关于此前的种种说法，均为后世“转相滋益，揣测附会”，均为无稽之谈。详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22页。
    ③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3166页。
    ④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第3169页。
    ⑤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第3170页。
    ⑥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第3169页。
    ⑦详见班固：《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4～3887页。
    ⑧班固：《汉书·西域传》，第3884页。
    ⑨班固：《汉书·西域传》，第3882页。
    ⑩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98页。
    (11)班固：《汉书·西域传》，第3882页。
    (12)班固：《汉书·西域传》，第3886～3887页。
    (13)关于该国的记载，详见班固：《汉书·西域传》，第3888～3889页。
    (14)班固：《汉书·西域传》，第3884页。
    (15)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2～2913页。
    (16)喀布尔是印度的一个古老地名，在《梨俱吠陀》中就已出现。其名Kabul可能来自梵语的Kamboja(Kamboj)。一些古典作品中称其为“Kophes or Kophene”。(http://en.wikipedia.org/wiki/Kabul#Antiquity(2013/3/14))此发音与汉语的“高附”(“Kaofu，Gaofu”)相近。汉语古无轻唇音，“附”fu可读为“bu”，“高附”也可读为“Gaobu，Kaobu”，因此将高附比定于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喀布尔河流域地区还是比较可行的。
    (17)此处沿袭张骞说，大夏改为月氏，因大夏已被月氏所灭。
    (18)“磐起国”的方位说法颇多，印度学者Mukherjee主张在印度河下游东部或者在东信德附近。沙畹认为是指印度南端的Pandya王国。Hill倾向于在孟加拉或印度河口；国内余太山说位于今缅甸。窃以为，既然是“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恒河中游的Panchalas也有可能。各家说法参见J. E. Hill, 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 A Stud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1st to 2nd Centuries CE, Lexington KY, 2010, pp. 359-260；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第288页。Panchalas的方位见W. W. Tarn, The Greeks in the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Map 2。
    (19)范晔：《后汉书·西域传》，第2921页。
    (20)范晔：《后汉书·西域传》，第2921页。
    (21)Ven S. Dhammika, The Edicts of King Ashoka, Kandy, Sri Lanka: Bu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The Wheel Publication No. 386/387), 1993, "the Fourteen Rock Edicts": No. 13.
    (22)这些希腊语石刻诏令在今阿富汗的坎大哈发现。见Mortimer Wheeler, Flames over Persepolis, New York: Reynal & Company, Inc, 1968, pp. 65-69; Susan Sherwin-White and Amelie Kuhrt, From Samarkand to Sardis: A New Approach to the Seleucid Empire, London: Duckworth, 1993, pp. 101-102。其一英译文见S. M. Burstein, The Hellenistic Age from the Battle of Ipsos to the Death of Kleopatra Ⅶ,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67-68。
    (23)鱼豢：《魏略·西戎传》，见陈寿：《三国志·魏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859页。
    (24)范晔：《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第1428页。
    (25)范晔：《后汉书·西域传》，第2922页。
    (26)范晔：《后汉书·西域传》，第2922页。
    (27)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22页。
    (28)发生于延熹二年(159)、四年(161)。见范晔：《后汉书·西域传》，第2922页。
    (29)范晔：《后汉书·西域传》，第2920页。
    (30)详见范晔：《后汉书·班梁列传》，第1575～1580页。
    (31)范晔：《后汉书·西域传》，第2920页。大秦，学术界一般将其比定为罗马帝国；安敦一般比定为当时在位的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AD. 161～180)。
    (32)据说是塞琉古一世与孔雀王朝达成协议，双方联姻，放弃了对印度的领土要求，孔雀王朝则送给他500头大象作为回报。Strabo, Geography, XV. 2.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33)据说，仅在一位印度王公那里获得150头大象和一些金银财宝。Polybius, The Histories, 11.3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34)Strabo, Geography, Ⅺ.11.1.但进入恒河流域的可能是斯特拉波特别提到的另一位与德米特里并列的希腊人国王米南德。二者并非同代人。参见下文。
    (35)Strabo, Geography, Ⅺ.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