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传中关于罽宾与汉廷关系的几个关键人物引起了一些西方学者的注意。他们的观点在塔恩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其一，所谓的罽宾国王“乌头劳”，并非他的本名，他应是此地的塞人国王斯帕莱利斯(Spalyrios，Spalyrises)，他曾在钱币上自称“国王的兄弟”(αδελφον τον βασιλεωs)(46)。结果汉关都尉文忠把其中希腊语的“αδελφον”(“兄弟”)错译为国王之名，“乌头劳”的音译即由此而来。其二，文忠结盟的那位“容屈王子阴末赴”也与印度—希腊人有关。容屈是“Yonaki”的音译，意为“希腊城”。此城即Alexanderia-kapisa城。阴末赴就是这个希腊城主之子Hermaeus(Hermaios)。(47)一般认为，他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欧克拉提德家族在印度西北部残留的最后一位国王。如果接受此论，那Hermaeus就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被中国中原王朝“授印绶”的希腊人了，希腊人的罽宾王国也就成了中国的藩属。但塔恩等的比附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就遭到另外一位著名学者纳拉因的断然否认，(48)而且也受到当代印度—希腊人钱币学家波比拉赫奇的反对。根据后者的研究，Hermaeus的在位年代是公元前90年-前70年，(49)这样就与汉元帝(公元前48年-前33年)之时阴末赴“遣使者上书”的时间不符。但无论阴末赴是否Hermaeus，公元前1世纪的中国西汉王朝与印度西北部的印度—希腊人肯定有过接触，此地的希腊化信息还是较为清晰地传回中国。《汉书·西域传》说，罽宾“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似乎反映了希腊人的雕塑造型艺术和中国的织造技术在此地的流行。班固还注意到了罽宾钱币的特征：“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50)这是比较典型的希腊式钱币，既与曾经统治此地的印度—斯基泰人国王的钱币相似，更与所谓的贵霜无名王Soter Megas的钱币相似。(51)前者的特征是“文为骑马”，幕为站立之希腊神；后者是“文为人面，幕为骑马”，二者均与班固之描述不同。而且，罽宾与汉发生关系是在汉元帝在位(公元前48年-前33年)之前和之时的一段时间，因此与贵霜的无名王钱币应无关系。(52)但考虑到无名王属于公元1世纪后期的人物，班固的弟弟班超此时正在西域，不时与贵霜交往，他获得贵霜无名王钱币的信息并传回内地也是可能的。(53)估计班固是把印度—斯基泰人和贵霜无名王的两种钱币搞混了。还有一种是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国王欧克拉提德发行的“国王头像/狄俄斯库里兄弟”型钱币，反面的图像是二兄弟持矛骑马前行。(54)如果反过来看，也极为吻合。但不管怎样，印度西北部希腊式钱币流行的信息还是传到了中国。乌弋山离或是塞斯坦都城“Alexandria(Prophthasia)”的汉文音译。(55)此地的钱币在班固看来也比较特殊：“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56)。其实，这种钱币恰恰是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钱币的类型之一，(57)也是贵霜无名王(The Nemeless King，Soter Megas)钱币的基本类型。说明班固的信息来源还是注意到了罽宾和乌弋山离钱币的不同。但提供者似乎对各种类型的归类和发行地、发行人还是不太清楚，所以才会有时间和空间的错位。
    公元前2世纪后期和前1世纪的印度，印度—希腊人王国分崩离析，各自为政。这给塞人的南下和东来，以及随后帕提亚人的侵入创造了有利的时机。当时的印度西北部，实际上成了三个外来民族的角逐之地。随着印度—希腊人势力的衰落以及本身印度化程度的加深，他们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除了早就从悬度而来的罽宾之属外，还有从塞斯坦—阿拉科西亚(Seistan-Arachosia)西来的另外一支“印度—斯基泰人”。公元前2世纪末期，他们从伯朗关(Bolan Pass)进入信德地区，由南向北向东逐步推进，将印度—希腊人小王国压缩于西北部的一些地区。这时，帕提亚人的势力也扩张到了阿富汗和伊朗的西南部。这些帕提亚的属国享有高度的自治。公元前1世纪这些帕提亚人也进入印度，从塞人手中夺取了对信德地区、印度河口的控制权，并占领了印度西北部的高附。他们就是历史上所称之的帕拉瓦人(Palava)，即“印度—帕提亚人”(Indo-Pathians)，他们在此地的统治延续到公元1世纪末。可惜的是，中国的记载却对这时印度的复杂政治格局缺乏明确的、及时的反映。但幸运的是，公元1世纪后期出现的由一位佚名希腊航海家兼商人所写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58)，却对这一时期的南亚次大陆的政治地理记述颇详。
    根据他的记述，从波斯湾国家Persis往东前行，就进入了印度—帕提亚国王的统治区域，此地由西向东有两个地区，先是Parsidai人之地，接着是斯基泰人(即Saka人)之地。后者的大致方位就是现在巴基斯坦的信德地区，印度河口的Barbarikon是当地的主要港口。其都城是内陆的Minnagar(可能也是印度—帕提亚人的都城(59))。从Little Rann和Kurtch湾起，进入作者所谓的印度本身。当时由Saka人(另外一部)实际统治。以前他们的王国包括从印度河三角洲东到乌贾因(Ujjain)的印度西北部，但被入侵的帕提亚人驱逐出印度河三角洲地区。他们向印度的西南方向转移，到达以孟买为中心的地区，原来此地的Andhran王国被迫向南退却。这个Saka王国拥有印度主要的港口Barygaza(位于今坎贝湾)，都城Minnagara，位于其东北方向。Saka人之北是贵霜人之地，即作者所说的巴克特里亚人之地。南面是强大的Andhras，两国经常交战。Andhras之南的半岛南部有三个大国，分别是Chera，Pandya，Chola。前两个位于印度半岛的西南，后一个位于东南。恒河地区，也应有国家，但未说明。(60)看来，《后汉书·西域传》所记天竺“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确非虚饰之词。由此也可知，此时的贵霜人大概进入印度西北部不久。该作者只知巴克特里亚而不知贵霜(Kushan)，或可为证。(62)
    《后汉书·西域传》曾经介绍了天竺的出产与对外贸易：“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62)但这些物产哪些是本地出产，哪些是外来“珍物”，似乎语焉不详。《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对于这一时期印度进出口物品记载颇详，可资比较。丝绸南路与海上国际贸易关系之紧密也由此可见一斑。
    据该书第6节记载，印度的铁和钢、棉布都被贩运到了红海沿岸；据第39节记载，当时从埃及、阿拉伯运入印度河口Barbaricum地区的商品有：细布(thin clothing)、华丽的亚麻布、黄玉(topaz)、珊瑚(coral)、苏合香(storax)、乳香(frankincense)、玻璃器皿(vessels of glass)、金银盘(silver and gold plate)、葡萄酒(wine)。由此出口的物品有：香草(costus，又译“生姜”)、没药树脂(bdellium)、枸杞(lycium)、甘松香(nard)、绿松石(turquoise)、天青石(lapis lazuli)、中国皮革(Seric skins)、棉花布(cotton cloth)、丝线(silk yarn)、靛蓝色染料(indigo)。据第49节记载，当时输入印度Barygaza港(今布罗奇，Broach，位于坎贝湾)的外来物品包括：葡萄酒、铜、锡、铅、珊瑚、黄玉、细布、腰带、苏合香、草木樨(sweet clover)、无色玻璃、雄黄，锑(antimony)、金银币、油膏。专卖国王的商品有：银器，歌童(singingboys)、少女、美酒、精品服装、上等的油膏。此地的出口物则有甘松油、没药树脂、象牙、玛瑙、红玉髓、枸杞(lycium)、各种棉布、丝绸、麻布、纱(yarn)、长辣椒等。据第56节记载，在印度西南端的Muziris、Nelcynda等城镇，出产胡椒、三条筋树叶(malabathrum)。进口物品有钱币、黄玉(topaz)、细布(thin clothing)、华丽的亚麻布(figured linens)、锑(antimony)、珊瑚(coral)、天然玻璃(crude glass)、铜、锡、铅、葡萄酒、雄黄(realgar)、雌黄(orpiment)、小麦。出口的有：胡椒(pepper)、珍珠(pearls)、象牙(ivory)、丝绸，各种水晶、宝石、玳瑁(tortoise-shell)、甘松香等。第63节还提到恒河地区有一个金矿，可以铸币。(63)
    从这几份进出口物品清单(64)中可以看出，它们与《后汉书·西域传》所列举的物品种类差异较大。可以证明的印度本地产品也不多，只有各种香料(“诸香”)、胡椒和铁、金、大象、玳瑁等。但《厄立特里亚航海记》清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要大于前者。其中提到的从印度出口的棉布、象牙、玛瑙等宝石、珍珠、甘松油、没药树脂、枸杞、玳瑁、胡椒、香草(姜)等肯定出自印度本土，但像丝线、丝绸织品、皮革、玛瑙、水晶石、绿松石、天青石各种宝石的原产地显然非印度，而是中国、今阿富汗和中亚草原。进口的商品主要来自西方和海上。苏合香、乳香等应该来自阿拉伯半岛。像葡萄酒就来自意大利半岛和叙利亚地区的劳狄凯亚(Laodiceia，今贝鲁特Beirut)。钱币、粗玻璃、珊瑚、亚麻布等显然也是从地中海地区、埃及等地运来。至于从海外输入的“细布”(疑为一种“丝绸”制品)大概是埃及商人从安息人“交市于海中”(65)获得，再转运至印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