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国运的消长，上述这种国民性论著的特点经常会反复出现。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日本战败不久，明治初年的废止日语论和日本人种改良论又重新抬头。如1946年4月作家志贺直哉发表《国语问题》，认为没有再比日语更不方便不完善的语言了，应该废止日语而改用世界上最好最美的法语为国语，为了日本的未来应该下决心实施此方略。⑦还有人主张，为了使日本的血液清新富有活力，应该与世界人进行杂婚。⑧
    但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及国力的增强，日本人又逐渐重新找回了自信，那种很自卑的反省式的日本民族劣等论又开始退潮，取而代之的则是日本文化特殊论及由此而生发的日本民族优秀论。例如，对日本的经营制度及集团主义的评价的变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理论经济学家饭田经夫等人早就指出的那样，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曾一度被称为日本所独有的经营制度，当人们还未确信日本经济已经获得成功时，很多人对此大多持否定态度，认为日本坚持这种经营制度不能很好地促进竞争和提高工作热情，是不利于日本的经济发展的；可是当日本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后，在很多人眼里，这种所谓的日本式经营制度摇身一变又成了有利于员工忠于职守、加强合作的独一无二的好制度。另外，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日本独特的经营制度，其实是在美国IBM等企业早已推行的经营制度，并非什么日本独有的东西。⑨
    再比如对所谓的集团主义的评价，现在人们提到日本的集团主义时，大概很多人都会将其视为日本人特有的优点，但实际上，起初谈到日本的集团主义时，人们大都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的，特别是欧美的日本研究者，往往把日本的集团主义视为埋没个人个性，抹杀个人权利，不利于个人自由发展的桎梏。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地位的提高，不但日本国外的研究者转而开始对日本的集团主义大加赞扬，日本国内的学者们也开始尝试从理论上来论证集团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如滨口惠俊的“人际关系主义”（間人主羲）理论，就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尝试。他认为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并非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个人对集团的从属关系，而是一种以个人与集团的协调关系为前提的自发的行动，并非个性的损伤或丧失，因而他提出了“间人”概念来代替“集团与个人”的概念。⑩另外，对日本人的集团主义褒奖有加的论述，在我国许多探讨所谓日本近代化成功之经验的著作中也比比皆是，不再赘述。
    这种通过以西方人为参照物来凸现日本人的国民性的比较研究手法，对于认识日本国民性虽有它积极的一面，但一味偏重与文化传统等截然不同的西方相比，忽略与在文化渊源上关联很深的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比较，把西方人所不具备的性格特点等一概看作是日本独特的东西，结果却往往把许多东方国家所具有的带普遍性的东西也都看成了日本人所固有的特性。如曾经名噪一时的土居健郎的《娇宠的结构》（1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土居健郎在与一位会讲日语的英国妇女的对话中得知，对于“娇宠”这个词，用英语无法表达，于是他就把其看作是日本独特的词，然后又运用其心理学专业知识撰写出了《娇宠的结构》这本畅销百余万册的日本论名著。但是，韩国学者李御宁通过大量的例证指出，“娇宠”这个词在韩语中有如路边的小石子到处都是，而且类似的意思要比日语的“娇宠”一词使用得更加细腻，与日本相比，“娇宠”这个词倒应该说是与韩国人的精神结构更为密切相关。（12）李御宁的论点从根本上动摇了土居健郎的立论基础。虽然土居健郎对此也曾撰文进行辩解，但终究无法否定李氏的论说。（13）有的学者表示赞同李御宁的批评，在从日语词汇方面解释日本国民性时吸取土居健郎的教训，不仅重视与西方的语言词汇的比较，也比较重视与亚洲国家语言的比较。例如，1987年由日本吉川弘文馆出版的天沼香的《‘頑張り’的结构--日本人的行动原理》就是一例。但遗憾的是，天沼香只是通过对几个亚洲研究生进行的调查就断定，“頑張り”这个词是日语独有的词汇，并进一步由此展开了其对日本民族性的特殊性的考究。如果单纯从文字表达上看，以英语为首的西方语言自不必提了，就是与日本文化渊源很深的中韩语言中也的确不存在与“頑張り”一样的词汇，但这不等于说在中韩的语言中不存在相当于“頑張り”意义的词。“娇宠”这个词也是如此的，所以说，天沼香的研究，实际上也犯了几乎与土居健郎同样的错误。
    在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论著中，注重日本与亚洲国家的比较的论著很少，且多是由外国人撰写的。1928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戴季陶的《日本论》，是属于撰写得比较早、分析得也比较深刻的著作了。《日本论》与下文将介绍的《菊花与刀》，大概因为中日关系波折的缘故，近些年得以再版并成为一时的畅销书。此外，周作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撰写的一些论日本国民性的文章虽不具系统性，却处处包含着真知灼见，他的这些文章也已于2005年9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结集再版了。（14）
    接下来值得推举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李御宁的《日本人的缩小意识》了，2003年该书被张乃丽译成中文，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御宁是韩国的文学家、韩国首任文化部长，在韩国文学界特别是当代韩国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分析日本的文化现象时，常常用韩国作为唯一衡量标准，难免有失偏颇。比如就日本人的缩小意识而言，或许相对于韩国文化而言，日本文化中所表现出的缩小意识比较强烈鲜明一些，但缩小意识并非日本文化独有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中也是多有体现的，如中国园林文化中的写意手法就是一种典型的缩小意识的体现。不过，李御宁提议，研究日本文化不应仅停留在对既存文化的分析上，而应对创造日本文化的想像力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向还是很值得推介的。（15）
    除了上述中韩两国学者的著作而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齐藤正二的研究成果。他通过与中国的比较研究指出，那些认为日本人生性酷爱美丽的自然、对四季的变化极为敏感的所谓的日本式的自然美礼赞论、酷爱草木说，都是受志贺重昂、芳贺矢一等的国民性论影响所致。其实，日本人对松树、樱花等的自然美的意识，都是当时的日本文人贵族在古代中国诗文的影响下模仿中国古人的自然观的一种产物，日本人的樱花观其实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产物。（16）当然，近些年，在日本还出版了一些以“日本人与亚洲某国人”为题目的著作，但大多缺乏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