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上极为简略地概述了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现状及其特点。最后，想谈一谈今后从事该研究所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第一，依然有必要采纳比较研究的方法，拓展研究范围，进一步加强对日本国民性“是什么”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与欧美国家的比较，其研究成果虽然对某些人宣扬“日本文化特殊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对于真正了解日本人却有很大的妨碍作用。中日两国虽然在地理上一衣带水，却令很多日本学者也觉得日本人非但一笔难画而且实在是数笔亦难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虽可以列举出很多原因，但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日本研究人员对中国文化本身缺乏了解所致。因为当研究人员对自身的文化缺乏了解又不愿求甚解时，就难免会不加分辨人云亦云地把某些亚洲国家普遍具有的文化现象也说成是日本独特的文化了。
    例如，对于“神道”的认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提起“神道”，包括许多专门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在内，人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认为神道是日本独特的文化，其实当你认真地对照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来梳理日本神道的发展史时就会发现，无论是从神道的理论上，还是从各种祭神的仪礼上，想找到所谓的日本独特之处反倒不是件容易事了。顺便提一句，就连“神道”这个词也都是出自《易经》的。（27）
    第二，对日本国民性的成因分析依然很重要，但应摆脱传统的地理政治学的影响，加强对社会历史因素的分析。另外，对日本国民性的成因分析，不应仅成为对既存文化现象的追认式分析，而应对创造日本文化的想像力进行历史性地追根溯源的研究。为此，除了借鉴文化人类学、统计学等理论外，还应尝试理论创新，使日本国民性研究更具科学性。
    第三，无论是研究日本国民性“是什么”的问题时，还是在研究“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时，可以说所有的先行研究都是以“日本国民性”必然存在为大前提而进行的。那么，所谓的日本独特的国民性是否真的存在呢？针对这一问题，目前，恐怕很多研究人员关注得还很不够。退一步讲，假定所谓的日本独特的国民性确实存在，那么在全球化突飞猛进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日本的国民性会是一成不变，还是将会被赋予更多的时代特性呢？如果发生变化，又将可能向哪个方向发展变化呢？利用文献资料等或利用统计学手法推论出的国民性，都还只是一种溯因研究，还只是对眼下的价值取向等的一种事后追认，今后的研究则更需要具有前瞻性的研究。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46年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28）这段经典文字，对于我们今后从事关于日本国民性的前瞻性研究，应该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注释：
    ①在南博《明治以来的日本人论》（岩波书店，1994年）和杨劲松《日本人论的演变轨迹--从文明开化到经济大国》（《日本学刊》2005年第1期）这二位先学的论著中，都曾按时代顺序对“日本人论”的研究成果等进行过整理分析。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对二位先学的上述研究成果及南博监修《日本人论》第1-40卷（大空社，1996年）多有参照。
    ②有賀長雄“国家哲論”、牧野書房、1888年。
    ③森有礼‘洋字ヲ以テ国語ヲ書スルノ論’、“明六雑誌”第1号、1874年。
    ④高橋義雄“日本人種改良論”、出版人石川半次郎、1884年。
    ⑤三宅雪嶺“真善美日本人”、政教社、1891年。
    ⑥三宅雪嶺“僞悪醜日本人”、政教社、1891年。
    ⑦志賀直哉‘国語問題’“志賀直哉全集”第七卷、岩波書店、1974年。
    ⑧茅原廉太郎“日本人民の誕生”、岩波書店、1946年。
    ⑨飯田経夫‘なぜ日本だけが異貭·特殊なのか’など、（濱口惠俊著“日本文化は異質か”、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6年）。
    ⑩濱口惠俊“‘日本らしさ’の再見”、日本経済新聞社1977年；濱口惠俊“間人主義の社会--日本”、東洋経済新報社、1982年；濱口惠俊·公文俊平“日本の集団主義--その真価を問ぅ”、有斐閣、1982年。
    （11）土居健郎“‘甘ぇ’の構造”、弘文堂、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