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日本国民性研究中，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的研究也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要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了。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1928年，本尼迪克特发表《西南文化心理类型》一文，把心理学引入人类学，正式开辟了“文化与人格”的研究领域；1934年，发表了其成名作《文化模式》。本尼迪克特运用其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菊花与刀》便是其重要的研究成果。该书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者受美国战时情报局的委托而提交的一份关于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报告，它不仅是本尼迪克特把研究国民性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成果，也是西方的国民性理论首次直接应用于现实的杰出范例。作为有史以来首次由外国人撰写的综合性日本人论专著，《菊花与刀》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48年日本社会思想社出版了长谷川松治翻译的该书的日文版，其后又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自初版至今，该书已经成为一本被广泛阅读的日本论名著。近些年由于中日关系受到关注，2005年在中国《菊花与刀》又以多种形式被出版，再度成为年度畅销书之一。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虽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对其批判之声自出版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17）
    对《菊花与刀》的批判，集中于研究资料的可靠性方面。其实，这也是国民性研究普遍受到批评的主要方面之一。特别是像主要依据文献资料撰写的《菊花与刀》这类著作，引起的非议也会更大一些，因为其所使用的文献资料形成于过去，用历史资料得出的结论很难确保其符合现实情况。因此，在今后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中，在不忽视历史变化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同时，对文献资料进行更为细致的解读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运用统计学的手法进行的日本国民性研究越来越占据主流地位。运用这种手法进行国民性研究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或个案访谈等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在一个社会中，虽然个体有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但通过各类设问，采纳统计方法对各类样本加以集中对比时就会发现，很多不同的人在性格等方面往往具有许多共性的东西。在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日本国民性研究方面，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国民性调查委员会和日本广播协会（NHK）所取得的成绩是比较大的。统计数理研究所国民性调查委员会从1953年开始至1988年间每隔五年就进行一次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编辑出版了五本《日本人的国民性》。日本广播协会广播舆论调查所从1973年开始也每隔五年进行一次关于日本人的意识的调查，并且也将调查结果编辑成书。通过对这些历经数十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日本国民性的有些特点变动很大，但也有些特点数十年来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如日本人关于人际关系上的人情义理观等。近些年来，日本的其他一些新闻媒体也开始注重通过舆论调查等来分析日本的国民性特点。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社会中人格特质进行客观测定，从而获得一种文化中最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人格类型，使国民性研究在方法上更加趋于实证化，有其值得评价之处。但是，依靠这种办法进行研究所获得的结论，虽不能否认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还是不免令人担心其缺乏代表性，因为纵使研究者不是依据主观好恶或围绕一定观点收集数据，对其所采纳的极为有限的调查样本而言或许客观性很强，但以通过极少的数据调查得出的结果，去作为某一国家民族群体人格的代表，这还是需要慎重下结论的。
    二
    那么，在探讨所谓的日本国民性“为什么是这样”这个问题时，亦即在探讨日本国民性的成因时，诸多的先行研究又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呢？简言之，大多数论著都非常侧重于从“风土论”即地理环境的角度探究日本国民性的成因，而从社会历史条件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则略显不足。而且，同样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探讨国民性的论著，其关注点和结论也不尽相同，这一点在中日两国研究日本国民性的学者间尤为明显。日本学者关注的多是日本地理环境温和秀丽的一面，而我国学者多关注的是日本国土资源少自然灾害多的一面。
    在日本学者中，志贺重昂是较早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论述日本国民性的人之一。在1894年10月由政教社出版、后于1937年1月由岩波书店再版的《日本风景论》中，志贺重昂从地理学家的观点对自然地理环境给予日本人的心理影响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志贺重昂认为，日本山川秀美，植物种类繁多，自古至今对涵养日本人的审美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松柏科植物多，对培养日本国民的气质形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把日本又称之为松之国。在《日本风景论》中，志贺重昂只强调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没有注意到社会历史因素对国民性的影响。在从风土论的角度探讨日本国民性成因的论著中，无论是与志贺重昂同时代的论著，如1894年5月由警醒社书店出版的内村鉴三的《地理学考》、杂志《日本人》发表的关于日本人的“岛国根性”的评论（18），还是其后的论著，如1921年4月的《解放四月特大号--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所刊载的“从自然环境看国民性”、和迁哲郎的风土论（19）、久松潜一的文学风土论（20）、梅棹忠夫的文明生态论（21）、上山春平等人的照叶树林文化论（22）等，相对而言，虽然这些论著都比《日本风景论》更为注重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但它们与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充分肯定日本的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还有的学者甚至把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视为日本人优秀论的根据，如欲从独自的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科学地论证日本人是优秀人种的大宪一就认为，大陆及南方的诸民族是因为憧憬日本的国土才迁徙到日本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民族是一个非常好的混血民族。在赤道附近的居民重生，距离两极近的居民轻死，日本的国土恰好居于中间的温带地区，生死两种本能的调和也比较容易，所以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日本人自然就应该是优秀的了。（23）
    与日本学者相反，在很多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讨日本国民性成因的中国学者的论著中，大家关注的则多是频发的自然灾害对日本国民性的影响。如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因为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多自然灾害的岛国，所以才会常抱有一种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的积极面是使日本人精打细算奋发图强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其消极面则是导致右翼势力为了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而对外侵略扩张造成于人于己都非常惨重的危害。类似这样的看法散见于许多日本历史文化的论著中，也可以说是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观点，这里就不再一一举例赘述了。
    针对这种研究倾向的缺陷，刘德有先生曾在很多场合呼吁：“我们在研究日本的国民性的时候，要告诫自己不要先入为主。因为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事物，必然看不准，而且容易主观片面。例如有的学者在分析日本战后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腾飞，原因之一是存在着民族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来自于日本的多自然灾害。这种论断，我认为也是不那么科学的。中国各地的自然灾害频仍，是任人皆知的。不能说中国自然灾害多，而中国人缺乏危机感。”（24）从刘德有先生的呼吁中，我们再一次感到，研究日本国民性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只是就日本论日本，缺乏对与日本文化渊源很深的亚洲国家的比较，有时难免会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
    近些年发表的一些欲从日本多自然灾害的独特地理环境来解释日本的宗教观、审美观、发展观等的文章，其研究视野不再囿于传统的政治地理学，而是尝试着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重新阐释地理环境对国民性的影响，这一点虽有一定的新意值得评价，但还是有些过于看重地理环境因素之嫌。（25）反过来，也有的学者几乎完全抛开地理环境论，认为“地理环境在文化发生发展的初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并左右着民族心理、性格结构的形成，但随着人类改造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即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影响力就会逐渐减弱，并且越向近代、现代及未来推移，这种影响力就越接近于零”（26），这类观点又给人一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