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死与共的情缘
    国家领土主权，是国家政治的基础。它是一种独立于其他权力的最高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领土主权，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不容许任何外来势力侵犯，是中华民族的神圣职责。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御侮图强的自卫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首先意识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倡议。它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取得了平型关大捷，这个全国抗战开始以来第一个大胜利，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用实际行动批驳了“亡国论”，鼓舞了士气，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的威望，使许多人相信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但愿意抗日，而且有能力战胜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八路军在华北人民的配合下，1940年发起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进攻战役。用3个半月时间，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000余人，俘日军280多人、伪军18000人，缴获各种火炮53门，枪支5600余支，机枪200余挺。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企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 在抗日气氛比较低沉的情况下，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用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谬论，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蒋介石于1940年9月11日致电朱德、彭德怀说：“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可见，国民党当局也正式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战绩。
    国民党人也从民族大义出发，调整了国内外政策。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战场的抗日重任。在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台儿庄大捷等战场上，爱国将士英勇顽强地作战，展示了军威，震慑了敌人，名垂青史。台儿庄大捷扫除了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气氛，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在军事上，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在政治上，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显示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举国一致联合抗日的伟大力量。
    台湾同胞用多种形式打击日本殖民主义者。因为早在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就割让台湾，所以台湾同胞抗击日本侵略、捍卫领土的武装斗争远远早于大陆。罗福星于1912年11月，受同盟会和孙中山的派遣，组织革命党。他在宣言书中写道：我中华“面积，占五大洲、六大洋三分之一，为世界冠；人口最多。我台民来自中华，台民于十数年前，有志维新，痛心亡国奇辱，且邻国（指日本——作者注）苛政，实诸君所痛也！”他列举日本统治台湾的十大罪证，叹息：“哀哉我台民！既自日本亡我台湾，夺我财产，绝我生命，日本苛政，无所不用其极，岂有诸君甘心长受此苛政之下乎？”[11]他希望以此唤起台湾民众推翻日本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当祖国大陆人民奋起抗战的时候,台湾同胞倍受鼓舞，密切配合，拿起武器，抗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初，台湾工党领袖高斐领导宜兰等地的数千名矿工暴动。其中数百人攻击日军司令部，袭击当地警察，焚毁日军弹药库，夺取敌人的大量武器。后来，他们退回阿里山，与高山族民众一起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8年夏天，台湾爱国人士炸毁久留米储油库，炸死日军10多人，炸伤日军20多人。
    台湾同胞认清日本的侵略本质，用各种形式坚决反战。他们坚决反对日本殖民当局颁布的“国民征用令”，拒绝充当侵略者的炮灰。1939年3月，高雄地区1000多名农民发动反战暴动，夺取日军枪支，展开激战，牺牲600多人。同年10月，被应征入伍的基隆地区300多名壮丁发生暴动，抵制日军征兵，打死日军170多人，后转移到丛林坚持斗争。1940年，一些台籍士兵在中国大陆战场受到“惩戒”被押解回台湾。于是，他们便在花莲、新竹、屏东等地秘密组织起来，进行反战斗争。
    台湾民众把自己斗争的胜利与大陆的抗日战争密切联系在一起，亲身参加大陆的抗日战争。据统计，从1921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同胞先以上海、厦门为中心，后转移到华南和重庆，在大陆建立抗日团体达40多个。1938——1939年间，厦门的台籍同胞成立了“抗日复土总联盟”、上海的台籍同胞成立了“中华台湾革命党”和“中华台湾革命大同盟”等组织，后来进一步联合成立了“台湾革命党”；大陆沦陷区的台湾同胞秘密成立了“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 台湾同胞充分理解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1941年2月10日，为了整合在大陆的台湾抗日力量，重庆将分散的台湾抗日革命组织合并成台湾革命同盟会。其纲领宣布：“台湾乃中国失地，台湾革命为中国革命之一环，中国抗战胜利之日，即台湾人民获得自由解放之时。”“确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乃光复台湾之惟一途径，爰决加紧团结台湾各族各界反日本帝国主义之革命力量，积极参加祖国抗战，以促进日寇早日崩溃。”“联合同情台湾革命事业之各民族、团体或个人共同奋斗”。由此可见，这个纲领包括三层涵义：台湾属于中国领土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只有彻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台湾才有光复的希望，号召台湾同胞积极参加祖国的抗战；认识到团结的力量，决心联合同情台湾人民的各个政党、团体和个人，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统一战线大军，共同奋斗。
    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台湾同胞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台籍青年文英（陈定澜）、何标（张光正）等人秘密投奔晋察冀根据地，直接参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2年6月17日，日本侵略者正在厦门举行纪念侵占台湾47周年活动时，义勇队趁着深夜，向日军“兴亚院”投掷数枚炸弹，向全市散发传单，引起日军的恐慌。另有一批台湾同胞越过日军封锁线，分别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东江纵队。
    全面抗战开始后，1939年，李友邦将军在浙江金华组织“台湾义勇队”，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少将总队长。他在《台湾未忘祖国》一文中写道：“我们深知，日人奴化台湾，固然竭尽全力，但并没有能够使台人忘记祖国。‘七七’抗战后，台湾义勇队的成立，也即是本此旨而发扬光大，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其斗争的目标。而台湾同胞无论其所属，在这种正确的号召下，也莫不望风景从，殊不是无因的。”[12]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帮助祖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后，台湾民众才能得到解放。台湾义勇队发展到300余人。另外，下设台湾义勇队少年团。他们肩负着一方面推翻日本殖民统治，同时又要建设新中国的双重任务。1940——1942年，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转战于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等大陆东南沿海一带，与日军作战。 他们发挥队员的特长，为抗日官兵教日语、翻译缴获的日军文件，做俘虏的思想工作，甚至深入敌后搜集军事情报，为有效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台湾雾峰人林正亨怀着满腔报国热情，辞别临产的妻子，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任步兵团指挥连连长。在缅甸一次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他率领士兵浴血奋战，弹尽后与日本军人展开肉搏战，杀死多名敌人，自己16处负伤。他回国后，给妻子写信说：“在这场神圣的战争中，我算尽了责任，台湾的收复——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他要有知，一定会大笑九泉。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同胞能获得光明自由，我个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13]这充分表现出一个台湾同胞报效祖国的英雄气概。台湾新竹人邹洪率部在广东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表现得英勇顽强。1939年10月，他升任新编第五军军长，参与指挥1941年大规模抗击日军的第二次长沙会战。1942年，他升任第三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转战于湘粤两省，在与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屡建奇功。1945年1月，他任粤桂边区总指挥，在崇山峻岭中与日军奋战，因劳累过度而于4月6日病逝，很遗憾没有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时刻。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这是台湾同胞参加大陆抗日战争获得的最高官职。
    台湾同胞之所以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坚持武装抗日斗争，关键在于他们与大陆人民血脉相连、骨肉情深。台湾人士回顾道：“在日本人强暴的统治下，度过了艰辛苦难的50年之后，我们全体台湾人民终以纯洁的中华血统归还给祖国，以纯洁的爱国心奉献给祖国。”[14] 1946年，台湾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林献堂率领“台湾光复致敬团”来到大陆，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应知台胞过去50年，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壮烈牺牲，前仆后继，所为何来，简言之，为民族主义也。”[15]他们的一切言行都是为了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获得中华民族的复兴。
    台湾同胞把抗击日本殖民统治当作手段，将台湾归还祖国视为最终目的。台湾同胞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最朴素的感情，就构成抗日反殖争取回归祖国的思想基础。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同胞从心底里痛恶日本人的侵略，渴望光复台湾，重回祖国的怀抱。“暗地里只有祈求神明庇佑，使日本早日战败，回归祖国。及至轰炸日烈、日本节节败退的消息传来，本岛住民对回归祖国的愿望愈高，信心愈强。”[16]台湾同胞的祖国情结，突出地表现在对于祖国的认同上。1941年3月19日，在国民党陪都重庆的5个台湾革命团体联合组成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说：“台湾原为中国本土之一部，甲午战后割与日本，五百余万台胞，从此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之奴隶牛马，屠杀欺凌任其所欲。”[17]台湾知名人士谢南光写道：“谈到抗战建国，就不能不想到甲午割台的痛史。中国和台湾原是一家人，中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中国抗战与台湾革命，这里面的确有些任割不断的关联。”[18]从“台湾原为中国本土之一部”、“中国和台湾原是一家人”的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出台湾同胞时时刻刻怀念着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