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王朝的末期总是呈现出地方政治或军事势力集团的崛起、地方与中央分离的政象。这种中央大权旁落、地方尾大不掉的趋势，最终都成为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在晚清，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因此而崛起了以湘军集团为代表的地方政治军事势力集团。然而，在湘军集团存在的年代，晚清政治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历史上循环出现的那种分崩离析的局面，反而出现了“同治中兴”这样一种短暂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场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湘军集团与晚清朝廷的互动关系，来考察晚清政局的发展，从而说明晚清中央朝廷与地方势力的关系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一
    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必须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朝廷的互动关系，而这又取决于双方的情形。就清政府而言，它对于湘军及其湘军集团是既利用，又猜忌、防范和牵制。先是利用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是利用湘军集团稳固其统治。但是，猜忌、防范、牵制却是自始至终的，贯穿于湘军集团存在的整个过程之中。
    清政府起用曾国藩，并不想他造就一支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国家制兵--八旗与绿营的常规部队，而是想沿用乾、嘉时期的办法，建立以靖卫地方为主的地主武装--团练。1853年1月21日， 道光帝发出上谕， 云：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隶籍湘乡，闻其在籍，其于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指湖南巡抚张亮基）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托。”（注：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86，22.）
    显然，清廷的本意很清楚，与同时委托的其他团练大臣一样，只是希望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任务也是“搜查土匪”之类的事（注：清廷当时共委托团练大臣2名（咸丰三年前委49名， 咸丰十年再委43名），曾氏系被委的第二个团练大臣。）。 清廷在此刻并没有意识到太平军的严重性，更没有想到八旗、绿营之如此不堪一击，所以沿袭历史的老办法，以为可以用团练之法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然而，对当时政治军事深刻了解的曾国藩，对八旗、绿营的腐败有清楚的了解。他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响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随，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袭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 ”（注：曾国藩全集（一）[M].40～41.）所以他决定“别树一帜”，“于省城立一大团”，“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侪，不求速效”（注：曾国藩全集（一）[M].40～41.）。根据这一设想， 曾国藩经过苦心经营，终于练成了战斗力远远超过清朝国家制兵的强悍之旅--湘军。
    然而，这样一支“别树一帜”的湘军，既有取代八旗绿营的潜意识，故而从编练之日起，就无不受到朝廷与地方官吏的猜忌与防范。早在曾国藩长沙练兵之时，由于表现得过于侵官越俎，插手绿营事务，受到前后的巡抚潘铎、骆秉章、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思培以及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等人的排挤，甚至发生了冲击曾国藩私宅、杀伤其随丁的事件。地方官吏的排挤和绿营兵丁的发泄，表面上是由于曾国藩的侵权，实际却反映了地方官和绿营兵将对传统体制的维护。按照清制，各地的绿营兵向由总督统辖，总督之下则由提督统领，巡抚以及各级文官例不能过问。且曾国藩此时只是一个“不官不绅”的帮办团练大臣，就染指绿营事务，无怪乎要招至忌恨了。巡抚骆秉章对绿营兵冲曾宅一事，充耳不闻（他的住宅仅与曾宅一墙之隔），事后还亲手释放肇事者，令曾氏尤为难堪。尤具深意的是，副将德清以及依附德清的提督鲍起豹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更说明了满人对汉人的猜忌。
    当初曾国藩刚从衡州出师时，咸丰皇帝就心存戒备：“文宗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湖广）总督台涌会其师”（注：湘军志[M].23.）。 这是明显的提防与猜疑。然而，咸丰皇帝又不得不面临一个事实，那就是绿营的溃败以及太平军的神速进军，使得他不得不利用曾国藩。故而，清廷对他采取的是“又打又拉”的方针。靖港战败、湘潭大胜，咸丰皇帝一面说“从重治罪，实属咎由应得”，一面又说“加恩免治其罪，即行革职”，“带罪自效”（注：东华续录[M].34.）。真令曾国藩既惶恐又感激。
    清廷对湘军的既利用，又戒备的措施，特别表现在对曾国藩的问题上，既要求他不断进攻驰援，与太平军死战；同时又长期不肯信任他，不授以正式官职，让其保持“不官不绅”的团练大臣的尴尬地位，让其在办事过程中多方受掣。所谓帮办团练大臣，不统属于省的三台--抚台、藩台、臬台之内，但究竟是朝廷的命官，亦非纯粹的地方绅士。这就使团练大臣处于一种“不官不绅”的特殊地位。一方面，这样可以使团练大臣在募勇、练兵等方面较少受到封建官场陋规及某些规定的制约，有一定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团练大臣要取得成功，取决于地方官的支持与否，这里既包括地方官个人的素质、还包括清政府有关地方体制问题（注：易孟醇。曾国藩传[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90.）。
    曾国藩深知其中奥妙，一直希望摆脱地方官的牵制--通过清廷授予他地方官职。早在长沙练勇引起与地方官和绿营的矛盾时，他就说：“官场伦次，各有职司，置此不官不绅之人，哽塞其间，于人觉耳目之非是，于吾则乖之并乖。”对清政府来说，又何尝不知团练大臣的苦衷，只是出于对曾国藩及湘军的戒备，始终不肯改变。即使已经授予同样为团练大臣的江忠源为安徽巡抚，也不肯赏给曾国藩。1854年10月，湘军攻占武昌，咸丰帝一时兴起，给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然而，曾国藩署抚仅七天，他的谢恩摺尚未到达朝廷，咸丰帝的另一诏谕已达：着毋庸署理湖北巡抚， 赏给兵部侍郎衔。 同时还数落了曾国藩一番，说他“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并且把巡抚一职授给与曾国藩不和的原湖南按察使陶思培。真令曾国藩无可奈何。咸丰帝的这一转变，还是出于戒备。据说，咸丰帝授职曾国藩之后，一军机大臣提醒咸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注：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M].下卷，7～8、20.）咸丰听后，“默然变色者久之”（注：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M].下卷，7～8、20.），于是又改变了他的即兴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