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封建社会的所有士人一样，曾国藩有着强烈的功名欲望。建功立业，成为帝师王佐，是封建时代的士子的最高理想。曾国藩出身于寒微的耕读之家，祖辈中虽有识字之人，但却没有功名。这使得已逐步在地方成为头面人物的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大以不学为耻”，希望子女能获得功名，以壮门面。但可惜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生性钝拙，“累困于学政之试”，43岁才中了举，入学县学，然而却是“应小试者十七役”才得到的这个结果（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73、81.）。在这种情况下，祖父和父亲都把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穷年磨炼，以期有成”（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73、81.）。 曾竹亭从曾国藩8岁起就把他带在身边，“晨夕讲授，指画耳提， 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巳”（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73、81.）。 真所谓“只将艰钜付儿曹”。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曾国藩，当然是具有强烈的功名心，“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注：刘蓉。养晦堂文集[M].卷3，17、5、32.），希望金榜高售，做一番功名事业。因此，曾国藩从小就有做大事业的志向，所谓“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73、81.），“匣里龙泉吟不住， 问予何日斫蛟龟”（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 73、81.）的诗文，正道出他做一番大事的决心。他在给亲友的信中说：“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 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注：曾国藩全集。书札[ 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君子之立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注：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39.）。 他甚至立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注：求厥斋日记类抄[M].上卷，9.）的确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注：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86，6.）。正因为有这样一番功名心，当他中进士而蛰居于翰林院的一段时间里，颇有居闲职而不能一展抱负的失落感，所谓“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独立看参昴，横天如此寒！”“入年吟旧句，回首但茫茫”（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73、81.），正是这种失落感的真实写照。而一旦外放考官，却又有“卧龙跃马今安在？极目天边意未穷”（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73、81.）的踌躇之志。
    湘军的另一将领左宗棠，在科场上虽没有曾国藩那样顺利，但同样也热衷科场，也有干一番大事的志向。其父左观澜40不售，也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课子尤严”，很有一番望子成龙的心思。左宗棠年少之时也自视颇高，“以诸葛亮自期，……与人书，辄书‘亮白’”（注：左钦敏。湘阴人物传[M].25～26.）。他还以联语抒怀，称：“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注：左宗棠全集。诗集，3；书牍。61；奏稿。卷1.）可见左宗棠建功立业的志向远大，且颇为自负。但是左宗棠科场运气不佳，三次参加会试均以失败告终，给他的打击极大，声称要“长为农夫没世”（注：左宗棠全集。诗集，3； 书牍。61；奏稿。卷1.）。但这不过是自矜之词， 随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爆发，左宗棠还是以充幕府而出山了。
    湘军的其他人物，也多与曾国藩、左宗棠一样，具有强烈的事功心理。罗泽南自小“家酷贫”，“大父拱诗屡典衣市米，节缩于家，专饷于塾。而泽南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注：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16、20、 17、 127.）。但是，罗泽南“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注：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16、20、17、127.），思图以建功业。王鑫少时，就有“人生一息尚存，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的宏愿，尝书数语于壁上云：“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凡生死祸福，皆所不计也。”（注：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16、20、17、127.）
    湘军人物的这种经世大志，一方面是由于传统士子在传统社会的环境所致，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湖南经世致用学风的濡染。清代学术至嘉庆、道光之际发生了新的变向，其中重要的表现是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在经世致用思潮兴起之中，湖南士人乃其主体。陶澍、贺长龄、汤鹏、魏源，乃至唐鉴，都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在陶澍的支持下，魏源与二贺辑成《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对湖南士子影响极大，“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注：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00.）。在这种经世之学的濡染下，湘军人物大都受其影响，以用世为学术之指向。曾国藩虽具理学的色彩，但他师从唐鉴，以“守道救时”、“取笃实践”为宗旨，于“义理之学”中发挥经济之学。左宗棠科场失意之后，更注重于经世之学，并宣称“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之阶耳。”（注：左文襄公实录。卷1，11.）他对《读史方舆纪要》“潜心玩索， 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注：左宗棠年谱。卷1，7.）；对《皇朝经世文编》也详加研究，“丹黄殆遍”（注：左宗棠年谱。卷1，7.）；同时他对于舆地、荒政、盐政、兵政等有用之学，均详加研究。罗泽南读书，“百家述作，靡不研讨，而其本躬行以保四海，则交通旁推而不离其宗”，“穷阴阳之变”，“旁及州域形势，而有《皇舆要览》若干卷”（注：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16、 20、17、127.），也是极力推崇经世之学的。李元度“于天文推步，方舆沿革，六书九数之属，靡不研究”（注：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16、20、17、127.），亦有用世的学术倾向。
    由此可知，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人物，在结合为一起、创建湘军之前，都是胸怀大志、有强烈的用世和功名欲望的士人群体。他们的理想是“澄清天下”，是“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以拯救清朝于中道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