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上，湘军集团成为晚清军制变革的中介，在一定的程度上振兴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八旗曾经是满族摧毁明朝、入主中原的剽悍之师，然而经过两百年的承平时期，它早已腐败不堪，在太平军面前彻底崩溃。湘军以全新的军制组成，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充分证明了它的势力。这样，它便成为同治时期清廷改革军制的参照。从此时起至清末新军编练止，影响中国军事制度数十年的是湘军制度。依据湘军制度建立起来的练军、防军等武装，成为同治、光绪年间清政府对内、对外战争的主要军事力量。这不能不说是湘军集团对晚清政局的另一重大的影响。
    在文化领域，湘军集团以作育大批人才而成为晚清人才的渊薮。曾国藩练湘军的目的之一是“引出一班正人，转移一时风气”，即作育出一批为中兴清朝服务的经邦治国的人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湘军是达到了这个目的的。晚清时期，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外交领域，活跃的大批人才，有相当的比例是与湘军有联系的，或为湘军营伍出身，或曾为曾国藩幕宾。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李翰章、彭玉麟、李元度等封疆大吏，郭嵩焘、薛福成、容闳、王闿运、吴汝伦、吴嘉宾、王定安等文人学士，都是晚清社会的栋梁人才，均与湘军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上论之，湘军集团的崛起，的确为同治年间的晚清政局带来了新的气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谓“同治中兴”并非完全是统治者及其文人的粉饰，是可以的。当然，与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的澄清天下、中兴王朝的初衷相比，这是大有距离的。清朝统治，在经历了200 年的发展后，已经向着衰败的趋势发展，而世界大势又将中国卷入了一个全新的格局之中，曾国藩这样一批“忠臣”，即使有远大的抱负，也已是回天乏术，无法挽救这样的命运。其实，在曾国藩督直时，就逐步得出了“中兴”的悲观结论。他看到“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仰资于徭役；民则健讼成性，藐然于宪曲”的局面，真感到“一筹莫展”、“甚可忧耳”（注：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四月八日，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其实， 这并非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个人或集团的“回天乏术”，而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决定的。作为王朝中变时期的人物，湘军人物们所能做到的，他们都做到了，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历史所能要求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