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等湘军人物生于清朝衰弱之时，这种社会环境使湘军人物的政治态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对日渐显出危象的政治现状是不满意的，特别是对政治腐败所造成的官场恶习及农民起义，表现出特别的忧虑。曾国藩就直言日益危险的社会存在着民间三大疾苦和官场四大通病。民间三大疾苦是：“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一）[M].29～31.）；官场四大通病是：“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一）[M].7.）。对蜂涌而起的农民起义，曾国藩也认为是官吏的苛求所造成的：“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注：曾国藩全集。书札[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左宗棠也认为，农民起义是由于：“上失教，故民惑于邪说而会匪以生；上失养，故民迫于饥寒而盗贼以起。此吏治之失于其始也，匪与盗初起之时数健卒缚之而有余，乃丁役则有庇纵之弊，官幕则畏办案之烦，以致族邻恐其株连，忧其报复，则有隐之事。甚或正犯巧脱而累及平民，……是非颠倒， 无所适从……此吏治之失于其中也。”（注：左宗棠全集。诗集，3；书牍。61；奏稿。卷1.）这些议论， 不能不说是很有见地的。但是，这并不表明，湘军人物同情农民起义，而是出于对清廷的忠诚而表现的一种忧虑。他们作为封建统治中的一员，受到朝廷的“恩泽”，自然对朝廷有感恩图报的心理，同时，湘军人物都是出身书生的士人，受到深厚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的教育，有浓厚的“忠君”思想。据统计，湘军将官出身于书生的58%以上，高级将领几乎都是有功名的士人（注：据罗尔纲：湘军兵志。60～66表统计。），正如曾国藩所说，湘军将领乃“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的学者。这样一批人，对朝廷的忠诚是发自内心的，是出于一种历史文化的认同。他们不像行伍出身的纠纠武夫，毫无信仰可言，他们受恩愈重，对朝廷愈加忠诚，总是思图回报。曾国藩在受到清廷的重用之后，就多次表示：“一介贫窭，身跻六曹，且兼摄两职，若尚不知足，再生觖望，则为鬼神所不许。”（注：曾国藩全集。书札[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 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注：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214.）。可以说，“尽忠报国”是曾国藩这样一批以儒生特起从戎的书生儒将对清政府的基本态度。
    由此可见，强烈的功名欲望、经世用世的价值取向，与对清政府的耿耿忠心相结合，构成了湘军人物的政治与心理的素质，使他们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以功业为上、以忠诚为上，处理好与清政府的关系。正如刘蓉致江忠源的信中所说：“君子所自勉者，方大臣际衰乱之世，处昏浊之朝，与庸竖佥壬相侪伍，既不忍纲常沦胥，生民涂炭，而思竭吾力以救之，抑不得不贬损丰采，委蛇忍隐以共济。”（注：刘蓉。养晦堂文集[M].卷3，17、5、32.）出于对朝廷的忠诚， 为了干一番事业，拯救日渐衰落的王朝，重建封建的统治秩序，湘军人物在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时，是以忠诚回报“恩泽”、以忠诚消除误解、以忠诚建立功业为原则的。
    在太平军初起，清军一败涂地之时，曾国藩从他的忠诚本性出发，表现了极大的焦虑之心：“内度身世，郎署浮沈，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注：曾国藩全集。书札[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为此，他深感“受恩深重，不能不报”， 乃斗胆连上几书，直陈朝政弊端，矛头直指咸丰皇帝。在最初的上书不被采纳后，他表现出十分急愤：“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史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注：曾国藩全集。书札[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当咸丰帝被直言所激怒，“欲罪之”之时， 曾国藩乃向咸丰帝再表忠心：“臣材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一）[M].39.）语虽有忏悔，却透出一片忠诚。
    为了建功立业，曾国藩对湘军人物还可以忍隐私欲，以忠诚来创立功业。当曾国藩在江西两年，战事既不顺利，且又多受地方官吏牵制而劳而无功、感到无法行动之时，乃借丁父忧之机，请求开缺回籍。但另一方面又伸手向咸丰帝要权，却让心怀疑忌的咸丰帝顺水推舟，打发回籍。平情而论，曾氏要权，并非完全出于权欲，确实有办事方面的原因。他在给李续宾的信中说：“鄙人数年在外，武不能补千、把、外委之实，文不能辖府、厅、州、县之官，木印屡换，又不见信于人，实觉处处窒碍。……无土无财、无位无民，凡有筹饷之方，动多掣肘之虑。”（注：转引三河大捷[M].长沙：岳麓书社，1988.5.）但是， 咸丰帝为了达到打击曾国藩、牵制湘军的目的，不但不理睬曾国藩，反而对他的部下大加封赏，胡林翼官至巡抚、李续宾已授布政使、杨载福升为提督。这一切都使曾国藩颇悔当初，写信给其弟说：“兄之郁郁不自得者，以生平行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他寄希望于其弟，希望他“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注：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378.）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涌动着仍然强烈的功名欲望。故此，当咸丰帝再次召用时，他不再讨价还价，“奉命即行”，因而得到咸丰“忠勇可尚”的表彰。
    当湘军攻陷天京，完成了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之时，清政府对这一支已达30万兵力的剽悍之师疑惧日深，对其统帅曾国藩更加戒备，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防范。熟悉历史的曾国藩当然知道清廷的用意何在，为了表示他对清廷的忠诚，他采取了裁撤湘军、自剪羽翼的办法，求保晚节。其实，作为一个对清廷忠诚不贰的理学家，早在几年之间，就开始思考退路了。1858年，他写信告诫曾国荃说：“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蹙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时，或致连累弟等，惟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注：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348.）天京合围之后，曾国藩更敏感地感到清廷戒备的影子，认为“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打算“藏热收声，引谦谢事，拟于近日毅然行之”（注：曾国藩全集。书札[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他还说：“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注：曾国藩全集。书札[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所以，他下定决心：“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避贤者路，非爱惜微名，而求自全也。”（注：曾国藩全集。书札[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当天京克复，曾国藩便开始了裁撤湘军，自剪羽翼的行动，且动作很快，从而赢得了清廷的赞赏。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以经世派士人为主体的湘军人物，对清政府是忠诚不贰的，是深受传统的“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价值理想熏陶，有着强烈的事功心理的。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湘军集团，不同于清末的北洋军事集团，甚至也区别于继湘军而起的淮军集团。它不以军事势力为其根本的目标，而更具政治的、文化的集团特色。正是由于这一特色，使它在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方面，始终是以忠诚为基础，以稳固封建的秩序为原则，保持着儒将的风格。因此，它避免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王朝末年地方势力割据，造成中央权力衰落的局面，相反，它还使晚清政局出现了一些新的政象，造成了所谓“同治中兴”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