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贫积弱”是20世纪初以来对宋朝历史的一个基本评价，近一二十年来学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笔者亦有所回应①。对于积贫，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由国家政策和政治体制导致的积贫问题与衡量经济文化发展简单的等同起来”。也就是说，“积贫”实质上是财政入不敷出的表现，虽然宋人未有直言“积贫”，但是宋人所言的“财匮”、“财困”与“积贫”可以看作是同义词。对此学界已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②，无需多言，下面仅就“积弱”问题再谈几点看法。
    一、宋代“积弱”说的源流
    有学者认为“积贫积弱”成说的出现，与晚清以来中国备受帝国主义欺凌之时代背景有关③。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积弱”一说本自宋人，宋人所言的“积弱”又往往包涵着现今指称“积贫积弱”的意义(详见后论)，而且“积弱”也是元明清历代对宋朝的基本看法。
    宋人的说法，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始于南宋人对北宋历史的反思。吕中说：“元昊所以敢于凭陵者，人皆以为宝元、康定积弱之故。”④方凤说：“国家惩鉴五季，一意儒臣，尾大之弊虽除，然酿成积弱。”⑤
    

    林亦有相似说法：“国朝立国之势，自建隆立极以来，臣民习于宽厚，风俗狃于治安。天下之势，近于委靡而不振；朝廷之制，几于废弛而不举。兵骄士弛，吏玩财困，积弱之弊，识者痛之”⑥，“嘉祐以来失因循，嘉祐、治平以来积宽之弊，转为舒缓积弱之弊，流为安靡。天下之务，几于柔软而不振；朝廷之制，几于废弛而不举。皆因循之过也”⑦。
    二是南宋人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认知。王炎在与洪适的信中论及南宋的国势说：“炎以为天下之事，强则易振，弱则难立，积弱则难立也滋甚，何者？势不便而气先索也。”⑧魏了翁说，南宋以来由于权臣以和戎之名“操持国柄，士大夫靡然从之，堕党崇雠，损威纳侮，卒之国势积弱，士气剥丧”⑨。真德秀在宋理宗初期上奏疏强武备时说：“圣明在上，躬履节俭，无横恩，无滥予，独不可举之以修武备乎？况以国势积弱之余，不若是，无以奋张而兴起之。”⑩
    另外，宋人虽然并不一定使用“积弱”一词，但在与辽夏金(蒙)元相比较中体认宋朝处于弱势。宋仁宗时期，韩琦慨叹宋军“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11)。富弼在向宋仁宗《条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比较了辽与宋的国势后痛心地说：“北敌之强既如此，中国之弱又如此。”(12)宋神宗时期欲变法有为，王安石虽然一再用“四夷皆衰弱”(13)来安慰宋神宗，但他也体认到：“累世以来，夷狄人众地大，未有如今契丹。”(14)北宋末期金灭辽、进攻宋之后，大多数士大夫都切身感到宋的兵弱，有的大臣对金军产生了极大的畏惧，《靖康前录》载“李邺归自贼垒，盛谈贼强我弱，以济和议，谓贼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时人号为‘六如给事’”(15)。宋钦宗“遣宇文虚中往敌营报书”则直陈：“彼此强弱之势，则本朝兵力寡薄，难以迎敌。”(16)建炎三年(1129)，大臣慨叹：“今夷虏日以盛强，中国渐致衰弱。”(17)南宋中后期宋的弱势，更是士大夫们的共识，黄震参加修撰宋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时，指出当时的四大弊政“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18)。开庆元年(1259)，忽必烈“南伐”，召见宋降将杜瑛“问计，瑛从容对曰：‘汉唐以还，人君所恃以为国者，法与兵、食三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将亡矣。’”(19)文天祥《御试策》中分析南宋国势时指出：“闻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贫；能免于贫者，必不能免于弱，一利之兴，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财则交受其害矣。”(20)
    至于金元明清人对宋的看法，金朝在与宋共谋海上之盟的过程中，已深知宋朝“兵弱”(21)，金哀宗在其临灭亡之时还轻蔑地说：“北兵(指蒙古)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矣。”(22)
    元朝刘岳申说：“宋视汉唐，内无女色、阉寺之祸，外无强藩、外戚之变，经学不为无功，而国势不免积弱。”(23)元朝史臣《进宋史表》云：“大概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效少。”(24)对此评价，明人陆深以为：“宋之国是，实符斯言。”(25)
    明朝人唐顺之在《宋神宗皇帝九军新阵辩》中云：“神宗为九军似矣，……可知操纵开阖，进退出入，决善政也，积弱累败，至于丧亡，宜哉。”(26)明万历年间魏学曾在接受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时向执政上书说：“虏自欵贡来，疆吏相袭苟安，惧开边衅，而武备日不竞，此宋人积弱之渐也。”(27)
    明清之际，王夫之在《宋论》中批评宋的军政时说：“岐沟一蹶，终宋不振，吾未知其教之与否，藉其教之，亦士戏于伍，将戏于幕，主戏于国，相率以嬉而已。呜呼！斯其所以为弱宋也欤！”“若夫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28)
    清朝乾隆时期君臣对宋朝的积弱有较多评议。编纂《续文献通考》的大臣云：“马端临作刑考，其序略曰：‘苟慕轻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则非圣人明刑弼教之本意。’盖见宋承积弱之余，法不振而人多玩，故为此论也。”(29)其后四库馆臣在为宋人数部著作的提要中使用积弱来形容宋的国势，如王安石《周官新义》提要云：“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30)《何博士〈备论〉》提要云：“夫宋之衅，由于用兵，而致衅之由，则起于狃习晏安，废弛武备，驱不可用之兵而战之，故一试而败，再试而亡。南渡以后，卒积弱以至不振。”(31)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提要云：“珂处南渡积弱之余，又当家难流离之后。”(32)乾隆皇帝更是多次言及宋的积弱。他对宋仁宗庆历年间富弼出使契丹议岁币事件有如下一段评议：
    富弼至契丹议增币，拒称“献纳”二字，契丹遣使与弼偕来，帝用晏殊议，以纳字许之，目贡献义同，纳亦贡献之谓。富弼争执再三，稍有丈夫气，而其时宰相畏懦，务为苟安，仁宗又急图了事，遂至名实俱亏。积弱之势既成，益见其恹恹不振，诚可笑耳。(33)又在《南城》一诗中评议宋金海上之盟道：
    道旁古南城，城废存土阜。云米(宋)拒契丹，筑此夹河守。和金计灭辽，唇齿患互受，外夷尚知此(谓高丽对宋使言)，小利目前取。讵惟失河北，汴亦不能有。国势成积弱，况复政多咎。方士及权奸，岂堪偻指数(叶)。虚内乃贪外，屋丰
    

    家蔀。五国固其宜，炯戒传不朽。(34)
    近代以来，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第31章标题即为“贫弱的新中央”，其下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35)。漆侠先生对积弱是这样界定的：“这就是封建统治对内日益不能控制农民的暴动，对外日益无力抗拒辽夏的侵扰，从这两者所包含的实际内容中，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因之，积贫、积弱不仅是封建国家的外部标记，而且透过积贫、积弱的现象，还可以看到整个政治经济当中的复杂关系。”(36)1963年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邓广铭先生执笔)存叙述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内容时亦云：“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港台学者对此也有所论列，如1989年林瑞翰在《宋代政治史》的结论中说：“世或以宋代先则见欺于辽，继则见欺于金，终为蒙古所灭，而谓宋代兵力之积弱不振，盖肇自集权政策之弊。”(37)
    当然，对于宋朝的整体估价，从北宋中期以降也多有赞誉，程颢所言“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38)，就比较有代表性。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中盛赞两宋文治超过汉唐：“大抵宋三百年间，其家法严，故吕、武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莽、卓之祸，不作于朝廷。吏以仁为治，而苍鹰乳虎之暴，无所施于郡国；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结驷之侠，无所容于闾巷。其制世定俗，盖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独其弱势宜矫，而烦议当黜，事权恶其过夺，而文法恶其太拘。”(39)则是旧史家较为客观的评价。20世纪初以来，学界颇推重宋代研究，“以宋为制高点研治整个中国历史文化提出的各项重大问题，如‘宋学’渊源、宋代史学和新宋学等，引起各科学人的长期讨论”(40)。而口美学者从宋代为中国近世开始的角度，对宋代经济文化给以高度评价(41)。
    但是正如前揭，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讨论宋代积弱，是从北宋中期至清历代对宋的评价，并不完全与晚清以来中国备受帝国主义欺凌之时代背景有关。也就是说，宋朝积弱和宋朝经济文化发达是评价宋朝历史地位的两个方面，笔者曾说过：“不论从哪个角度讨论宋代的历史地位，都不应以一个方面掩盖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既不能以‘积贫积弱’来概括宋代的全部历史特征，也不能仅从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取得巨大进步而忽略宋代历史存在的‘民穷’‘财匮’和积弱不振的基本事实，偏废任何一面都不是对历史的客观评价，更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