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与辽西夏金元攻防战优劣评析
    以上简要叙述，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宋与辽西夏金元的战争总体上说，宋大多处于守势，但也有多次积极进攻的情况发生：北宋太宗、徽宗对于燕云地区的经略，北宋仁宗、神宗对西夏的战略进攻，南宋欲复北方故土而展开对金的数次北伐战争：岳飞四次北伐、宋孝宗隆兴北伐、宋宁宗开禧北伐、宋理宗端平入洛。宋的进攻战多以失败甚或被击溃而告终(58)。
    那么，宋进攻战败多胜少的原因何在？以往学界已多有讨论，除去从军政角度总结的有“招刺太滥，拣选不实，训练很差，军法的废弛，军政的腐朽，军纪的败坏，官员对军士的役使和刻剥，军队的赢利性经营，对骑兵建设的轻视，实行以文制武，兵权的分散”等原因外(59)，还从宋朝立国的形势加以探讨。南宋理宗时人吕中在《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国势论》中集浙东学派、朱熹等人的议论，早有深刻的分析：
    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者，国势之有强弱也。……而国势之所以不若汉唐者，则有由矣。盖我朝北不得幽冀，则河北不可都，西不得灵夏，则关中不可都，不得已而都汴梁之地，恃兵以为强，通漕以为利，此国势之弱一也。这个分析，即是20世纪学界所强调的，宋朝立国缺少与草原民族一争雄长的两个条件：一是以长城天险为依托阻御草原民族牧骑南下，以保障中原地区的安全；二是据有一片草原，繁衍马匹，编组为骑兵，主动出击，以机动对机动，以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国力为基础，终于战胜对手，成为国势强大之王朝。学界也大多认为：“北宋与边疆民族在兵种上，特别是骑兵力量上的差异，是其在军事上不能取得较大成就的原因。作为宋辽战争主要战场的河北平原的地理环境，又强化了这种观点。确实，这两种理解模式均有高瞻远瞩，与事实若合符节之处，其影响力历久不衰，本身就是对这点一个很好的说明。”(60)
    宋朝所处的时代正是北方游牧民族充当着战争舞台主角的时期，虽然北宋初年就发明并使用了火器，中国古代战争从此进入了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但在仍以冷兵器为主的战场上，骑兵以其行程远、速度快、机动性强，适宜于平原旷野的远程作战等优势，充当着主要突击力量。这也是因为，就力量而言，骑兵是人力和马力之合(61)。对此宋人早有深刻的认识：“马者，兵之用，国之所恃以为险者也。有国以来，未尝无马，国多马则强，少马则弱。”(62)由此审视上述宋与周边政权的战争，恰恰说明了进攻战非宋之所长，受其所限，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这些讨论，有一个问题值得重新思考，即虽然宋初失去长城天险，但西部广大地区在西夏崛起之前，党项、吐蕃等族分散而居，尚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或者说没有形成直接让中原王朝感到威胁的力量，河湟、河西、河套、银川平原，乃至鄂尔多斯高原都有丰美辽阔的牧场，如果着力经营，完全可以组建与契丹抗衡的骑兵武装，“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以安西都护府羁縻西域三十六国。唐之军、镇、监、务，三百余城，常以中国兵更戍，而凉州置使节度之”(63)。但自宋太祖至宋神宗朝，对西部基本采取的是放弃政策(64)。张方平在回答宋神宗“问祖宗御戎之要”时说：“太祖不勤远略，如灵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环州董遵诲、西山郭进、关南李汉超，皆优其禄赐，宽其文法。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间谍精审，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65)是故，明清之际的顾祖禹说：“宋关中戍守不越秦、凤，熙宁以后始务远略。”(66)
    在河北一线，宋太祖对契丹境内的燕云地区也是采取了一种防御为主，而不是如学界一般认为必欲收复的积极进攻政策，实际上，后周世宗进行统一战争时是把吴、蜀、幽、并，并列为统一对象，而宋太祖则是把北敌分成两个明确的概念，即河东北汉是卧榻之侧必欲消除的“他人家”，而燕云则属于如何处置的边患问题。笔者在讨论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时曾指出：“以往武断地说‘宋初置燕云于不顾’，固然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但若说宋太祖君臣制定的先南后北统一战略方针包括兵取燕云也是缺乏事实基础的。实际上宋初的先南后北只是针对太祖不满‘小天下’而言，太祖其所以汲汲于南北用兵，主要是削平割据，而不能容忍一之侧有他人鼾睡。这与他对内实行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藉以强化皇权，强化唯我独尊的专制主义是内外照应、一脉相承的。而幽燕之地则不能与之同日而语，太祖其所以念念不忘幽燕，主要是看重幽燕的军事地理，幽燕之失，北部门户洞开。来自契丹的威胁成为心头之患。但是幽燕归属契丹几二十年，收复幽燕之举牵一发而动全身，故幽燕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对待蛮夷之国造成的边患的问题，因而解决边患的办法，诚如赵普所言自古有上中下三策：即据险而守、和戎和以兵锋相见一争雄长。从宋初太祖和赵普的看法，显然倾向于‘和戎’之策，而上述事实也是如此。”(67)
    在西南宋与大理以大渡河为界，亦是宋太祖“不暇远略”(68)的结果。后世有“宋挥玉斧”的故事流布。周煇《清波别志》卷一引《西南备边录》记载：“艺祖既平蜀，议者欲因兵威以复越巂，上命取地图视之，亲以玉斧划大渡，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即今之疆界也。河滨旧有划玉亭，今犹在。”周煇所引的这个故事对后世影响甚大，《方舆胜览》、《蜀中广记》、《明史》、《滇史》等文献均有类似的记载(69)。南宋初，翰林学士朱震言：“按大理国，本唐南诏。大中、咸通间，入成都，犯邕管，召兵东方，天下骚动，艺祖皇帝鉴唐之祸，乃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70)可见宋在西南边区也采取以防御为主的策略，则是无疑的。
    由此可见，宋朝自太祖朝伊始，较汉唐统治者缺乏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1978年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八十位西方历史学家执笔编撰的《世界历史地图集》曾指出：“宋比唐的世界主义为少，对外部世界经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71)这种防范和猜疑有多方面的内容，表现在国防建设上则是奉行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思想。故其军事设施、军队建制、兵种配置、战争手段、作战方式等无不贯穿着防御的思想。虽然，宋神宗时起用王安石进行富国强兵的变法，在改变宋与西夏战略地位上有明显收效，但是就宋的以防御为主的国防性质而言，基本上没有大的改观。
    以防御为主的军队去进行进攻战，与擅长进攻战而拥有强大骑兵的对手交战，其胜少败多是不难想见的。宋的军队虽号有百万之众，但是散布在陕西、河东、河北沿线数千公里之上，难以集中优势兵力，比如，庆历年间，宋在陕西约有兵近二十万，但是分散在鄜延、环庆、泾原等路，都只有五六万人，而西夏则可以集中十万兵力击破宋之一路。所以辽西夏金蒙元军队数量虽比宋少许多，但往往可以集中绝对优势之兵力，以行局部之歼灭战，使得宋军疲于奔命。宋即使为了所谓北伐声张正义，所集中的军队缺乏灵活机动的配合，加之由不熟悉进攻战的文臣和低素质的武将统领，宋之失败在所难免。
    第二，虽然在进攻战方面两宋明显居于劣势，败多胜少，但是在防御战中宋抵敌住辽、西夏、金和蒙元的强大攻势，则胜多败少。从战争是由进攻和防御两部分组成、缺一不可的角度来而言，北宋及南宋在防御辽西夏金乃至蒙古的入侵上还是很有值得称道之处。首先，北宋为防止辽和西夏的入侵，国防建设十分艰巨，故以军旅事务为头等大事，“国曰军国，州曰军州”，以兵立国是其基本国策。张方平说：“今朝廷所言大事必曰军国，是知兵者，时之大务，邦之重柄。”(72)王明清也曾说：“至于一郡，则尽行军制：守臣、通判名衔必带军州，其佐曰签书军事及节度、观察、军事推官、判官之名，虽曹掾悉曰参军。一州税赋民财出纳之所，独曰军资库者，盖税赋本以赡军，著其实于一州官吏与帑库者，使知一州以兵为本，咸知所先也。置转运使于逐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73)林
    

    亦云：“况国朝之制，库曰军资，官曰参军，务曰赡军，而为守悴者亦先军而后州，其于军事重矣。”(74)可见，以兵立国的基本策略贯穿于宋的各种制度。其次，从北宋到南宋实行“将从中御”军事制度，为后世所诟病，这种制度在进攻战中无疑是致败的重要原因，如宋神宗“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边奏络绎，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75)，结果却招致灵州和永乐两次大败。但是从防御的角度来看皇帝制颁、使用“阵图”，结果会是另一种状态，事实上《武经总要》所载常阵制、本朝平戎万全阵法、本朝八阵法以及宋神宗九军新阵(76)，基本上都是在吸纳前代已有经验基础上，根据宋朝所处的时代特点加以改进，成为以步制骑的防御阵法，而且取得不菲的效果(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