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变法”即戊戌维新运动，在过去亦有相当肯定，而于变法失败后康梁的保皇与救皇活动则完全加以否定。近年来，这一时期的资料陆续有所发现和整理。本文就梁启超于变法失败逃亡日本至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这两年左右的保皇与谋救皇帝活动，略作揭示与评析。
    一
    戊戌维新运动是涉及政治体制的变革，带有革命性。从前，人们把革命仅仅理解为暴力革命。这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变法前，康有为所提要设议郎制度，实具有国会的性质。变法期间，他没有公开提设国会的要求，是根据形势作出的策略选择。他在呈给光绪阅看的《日本变政考》里，仍以很明确的态度论述开国会的重要，足见他仍是以实行立宪政体为目标。所以应当肯定，戊戌维新是一场政治革命。光绪皇帝因为赞成维新，受维新派拥戴。而西太后周围一大群保守的官僚，其中大部分是惟以禄位为念的庸臣，西太后本人，善权术但并不很懂近代政治，基本没有近代意识。这样，皇帝、维新派和后党分成了革新与保守的两个营垒。他们之间的斗争既是权力之争，也是两种政治方向、政治体制之争。后党的原则是“祖宗之法不可变”；皇帝与维新派的信条是“变则存，不变则亡”。两者的斗争具有不可调和性。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西太后何以必囚光绪，必杀六君子，必追捕康梁及其余党，直至她身死不肯放弃。
    梁启超初亦不想逃亡，经谭嗣同和日本友人力劝，始决定避祸以待后图。他在《去国行》一诗中说：“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下称《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谭嗣同对他说过，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注：《戊戌政变记》第五篇《殉难六烈士传·谭嗣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09页。）。所以梁启超逃亡日本， “欲作秦庭七日之哭”（注：《年谱长编》，第159页。），力图说服日本政要出面营救光绪皇帝。
    梁氏逃日途中，登上日本大岛舰之次日（9月27日）， 即谭嗣同等被杀之前一日，在舰上即先致函伊藤博文（与王照联名），要求救助光绪皇帝和被捕的志士，使光绪复权，继续变法。梁氏用其擅长宣传的文笔，大讲“寡君之生死，敝国存亡之所系，而敝国之存亡，又东方大局安危之所系也。今者强俄眈眈……苟敝国不克自立，虽贵邦欲提而挈之，以同敌俄，恐力量必有所不给矣。欲敝国之自立，舍寡君而外，他无可冀者。”若不救皇上，听后党为所欲为，“自此以往，敝国其折而入俄矣”（注：伊藤隆、北冈伸一编《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八），麿书房1980年版，第414页。）。当时日俄关系相当紧张， 梁氏如此主张，企图打动日本政要。
    梁启超抵日（10月16日）后10天（10月26日），又写信给日本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大隈重信（仍与王照联名）。此信长达4200余字。他介绍政变原因有四层：（1）帝后之争；（2）新旧之争；（3 ）满汉之争；（4）联日英与联俄之争。而归结起来， 实即主张开新用汉人联日英的皇帝与主张守旧用满人联俄国以求庇护的太后之间的斗争。显然，这是从内政到外交完全相反的两条政治路线、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接着，他又详述帝后之争的深刻渊源及其日形尖锐的发展过程，指出光绪帝既了解外情，也了解内情，所以决定变法以图国家自立。他将中国变法与三十年前的日本变法作比较，指出有三点不同：（1）在日本， 天皇与幕府将军之间有君臣之名分，拥皇讨幕名正言顺。而中国则是太后与皇帝又兼有母子之名分，故处之甚难；（2）在日本， 天皇与幕府将军不在一城，不相逼处，天皇可自由接见诸藩臣，从容谋划。而中国则帝与后同处一宫，言行皆被监视， 故皇帝极难有所施为；（3）在日本， 天皇虽不掌兵权，但有几个强藩支持。在中国，皇帝既无兵权，又没有疆臣给予实力支持，孤立无援，故难成事。梁氏还进一步指出，中国今日所受外患远大于当日的日本，所以大局甚为危险。梁氏再一次从外交关系上立论，强调中国的安危关系东方大局，关系日本利益甚重，如听任西后伪政府之所为，“一意求露（俄）国之保护，甘心为其奴隶……惟露（俄）人之言是听，露（俄）人直欲以我政府为傀儡而暗中一切举动将悉阴持之，此他日必成之势也。”梁氏接着又指出，或有各国干涉，中国成列强瓜分之局，那时，“欧力既全趋于东方，亚洲大陆必狼藉糜烂，日本能免其害乎？露（俄）人可杀克（哥萨克）之兵队长驱以入关，蹴踏支那东北，日本能高枕无忧乎？故今日为日本计，支那安，则日本安；支那危，则日本危；支那亡，则日本亦不可问矣。”所以他说，“支那之自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支那之能改革与否全系乎皇上位权之安危。然则我皇上位权之安危，与日本全国之相关其切近也如此，仆深愿贵国政府之熟察此机轴也。”（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1册，第689页，日本国际联合协会，昭和29年。 ）尽管梁启超充分运用其善辩之才，析理入微，又情见乎辞，但作为有经验的日本政治家，自然只是完全从日本的立场来判断中国的局势，选择自己的对策。梁启超实在是病急乱投医，指望一个野心正盛的强邻，替中国人排难解纷，促其改革自立，实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这封长信的最后部分，梁氏力图给日本政界显示一个中国可以自立的前景，即上有英明仁厚之君主，“苟有可以安国家利生民者，知之无不行，行之无不力，但使皇上有复权之一日，按次第以变法，令行禁止，一二年间一切积弊可以尽去，一切美政可以尽行，以敝邦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岂有不能自立之理？”这是说君权可用。同时他又指出，近年来，风气渐开，各省学会、学校、新闻杂志纷纷并起，少年之人，志盛气锐，爱国心切。这是说民气可用。他强调，只因外患远大于日本当年变法之时，故虽有国内可用之条件，然而非有外交上有力之支持不可，此“所以不能不为秦庭之哭，呼将伯之助，而深有望于同洲同文同种之大日本也。”（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1册，第689 页。）
    此后，梁氏又给日本东邦协会会长副岛种臣、副会长近卫笃麿分别写了与上述内容相近的信。同时，梁又广泛结交日本各方人士，或直接拜访游说，或写信，反复申明中国政变实情，要求日本出力营救光绪皇帝，使其复位复权，继续变法，但梁氏的这些活动均未产生任何明显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