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勤王军事之策划
    在自立军起义策划中，真正担任国内指挥与策划的是唐才常与狄楚青，海外总联络部在澳门，而由康有为坐镇新加坡主持一切。梁启超的任务是担任檀香山与美洲的筹款工作。但梁氏在康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使他在许多事情上都有相当的发言权。从梁氏这时期的书信来看，他对澳门总部的工作非常不满意。所以他总是直接与康有为、唐才常、狄楚青及海外各地负责人联络，经常提出各种部署和建议，略为归纳，主要有如下几种：
    （1）建立购买军械和向国内输送军械的渠道。1900年4月12日，梁氏写信给柏原文太郎，要求他与犬养毅谋划为自立军购枪械弹药（注：未刊信稿。）。5月25日的信再次谈到购买日本旧枪械事， 并告已汇款到日本（注：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柏原文太郎君》，原书房1981年《明治百年史丛书》第222卷，第656-657页。）。同时， 他在给康有为及澳门总部人员及唐才常等人的信中，屡屡言及宜早设法部署向国内输入军械渠道，要有妥当人员专负其责，或贿洋关，或走旱路，或入口之后安放之地，皆宜速筹（注：见《年谱长编》，第204-205、208、224页。）。
    （2）招募菲律宾散勇，参加勤王军事。梁氏认为， 依靠长江一带会党群众，以与清政府的正规军，特别是荣禄统辖的武卫军战，决难取胜，所以极需募集外国有训练的军人和士兵。美国在菲律宾的部队退役人员最可利用。他在1900年3月13日给南洋著名侨商邱菽园的信，3月20日给康有为的信，皆谈及此建议（注：见《年谱长编》，第202、204页。），前面提到的那封给柏原文太郎的信，也谈到此事，并设想，白人入内地作战或不甚便，若能得日本兵1万或5000 人则更有利（注：未刊信稿。）。
    （3）结纳豪杰，联络清军内部及电报局内部人员以为我用。 1900年3月20日梁氏给唐才常、狄楚青信提到要结识大力王五， 此人原与谭嗣同、唐才常皆为好友，人极具侠义，必罗致为勤王事效力（注：见《年谱长编》，第203页。）。是年3月28日梁氏致某某书还提到要在北洋海军和电报局中设法勾稽为我所用之人才，还嘱其设法调查大沽炮台详情，以为将来万一借得外兵从此登陆作准备（注：未刊信稿。）。
    （4）对起义发动后的一些设想。其一，先取粤以为根据地。 梁氏认为，起义军所用之人多属粤人，得粤作为根据地，将士心安，倍增勇气。否则，将士之家属等于人质，必不安心作战，且往昔起义者，根基不固，太平天国即为前车。所以起义必先图粤，得粤之后必作为根据地善为经营（注：见1900年4月12日给康有为的信，《年谱长编》，第216页。）。其二，起义得地后即时开府与外人交涉，示以文明之举动，以博同情，不惹其干涉，然后兼注意抚绥内政。这也是太平军的一个教训（注：《年谱长编》，第217页。）。其三，请康有为亲临前敌。 “自古未有主将不在军中而师能用命者……若初时不与之共其苦，而欲成事之后，彼纠纠者拱手而听节制， 抑亦难矣！ ”（注：《年谱长编》， 第218页。）梁氏并指出，康入军中，“正先生之名，重之以衣带之诏，则足以感豪杰之心，而寒奸贼之胆。”（注：《年谱长编》，第219 页。）梁氏并认为，康有为若不能入军统率之，示人以尝试之心，无必胜之志，则对起义绝无好处。梁氏建议自然是对的，但康有为及其他一些弟子恐未必作此想。
    尽管梁氏设想头头是道，但实行起来大为不易，其绝大多数都未能实现。起义时机一拖再拖，最后以事泄而失败。
    在勤王军事尚未发动之时，北方局势急剧变化，清政府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引起各国干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梁氏自始反对义和团，尤反对西太后利用义和团向外国开战。当他得知各国联军欲进取北京惩罚西太后政府时，他竟异想天开地想随联军进京救皇上。大约在5月底6月初，梁启超自檀香山写信给柏原文太郎，因他与柏原文太郎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换帖结盟互称兄弟，其女梁思顺认柏原为义父。所以梁氏认为柏原是可以万分信任的朋友。他在信中说：“据说现在各国皆以西后政府为万国之公敌，欲协力倒之而扶助皇上，此亦可谓敝邦不幸中之幸也。”接着他又说，皇上之问题即支那全国之问题，自己受皇上知遇之恩，出游以来，一无展布，届此时机，“已到不得不奋飞而入北京”，牺牲此身以图救皇上。梁氏要求柏原说之于日本当道，允许他随联军入京，“以期成为列国与皇帝间之枢纽”。若此事能成，他即放弃赴美计划，急转回东（注：见《续对支回顾录·柏原文太郎君》，第658页。）。这确实是一种“妄望”，日本和其他各国都不会考虑这个意见。此事一可见梁氏救皇上之心切，急不暇择。二可见梁氏当时对国际事务，对中外关系，实不甚了了。不仅如此，他也忘记了中国人传统的民族心态，若此事果行，梁启超于历史上的骂名实难洗涤。早在逃亡之初，他在要求日本出面救皇上时，还能自知“他邦干预内政，非本邦之福”，只是在“计穷力竭，呼吁无由”的情况下，“不得不倒行逆施”（注：见《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八），第414页。）。 此刻他却连这一点清醒也没有了。但我觉得这一未成事实的错误想法未足累任公之盛名，其初心终究不恶。
    梁氏从流亡之日起，即以救皇上、继续改革事业为职志。谋救皇帝固有感激知遇之意，但根本目的在改革，在救国。他认定光绪皇帝不是贪恋帝王富贵之人，其救国之心与维新派同，其赞成民权之意亦与维新派相近。故救皇上，只是为重振改革事业，只要改革事业成功，将来实行君主制、民主制都无关紧要。而梁氏个人，在此时期实倾向于民主制。在前引4月12日致康有为的信中， 梁启超曾严肃地提出皇上重病在身，万一不及救出而已不讳，则如何善后？他没有明确提出实行民主共和，但他说，有鉴于此，不应对民主制“深恶痛绝”（注：见《年谱长编》，第221页。）。也正因为他的老师对民主制深恶痛绝， 所以他从未在康氏之前，正面坚持民主制之必需。但他反复与康辩论自由主义的原则。1900年4月29 日致康有为的信直言自由之义“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只有发挥自由之义，去奴隶根性，中国才能立于万国之间。他批评康氏主张“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说此话正与张之洞颇相类。“夫不兴民权，民智乌可得开哉？”（注：以上引文均见《年谱长编》，第234、236页。）这里渗透出梁氏倾向民主的意思。在给其他朋友的信中，他则更明白表示这种意向。1900年3月4日在给桂绶的信中，他竟直言不讳地说，“满洲、蒙古人三百年来虐待我中国人。今日气机当转，光绪愿意依花旗开国华盛顿之例，改为民主。我辈忠义之民助成此事，改革国政，以中国人之多，地之大，财富之饶，若维新以后经十年则为五大洲第一雄国矣！”（注：未刊信稿。）因是向华侨劝募捐款，不免有些宣传的味道，但他倾心民主之制则是不可否认的。同年4月28日写给孙中山的信上也说到， “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注：见《年谱长编》，第258页。）今天的人，可能有很多人不能理解， 既主民主制，又何必举皇帝为总统？实则，民主不民主，不在于由谁来当总统，甚至于也不在于有没有皇帝，关键在于成立国会，实行宪政。这是梁启超终生坚持的一个基本见解。而这一见解是基本符合近代民主政治的历史实际的。
    勤王军事失败后，梁启超从此放弃了救皇上以重振改革事业的打算，改而从开民智、新民德、强民力做起，以图自下而上地积聚改革力量，伺机再振改革事业。
    附识：本文写作过程中，郑匡民君帮助提供一部分材料，志此以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