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梁启超说动日本当局出面救助光绪皇帝使其复权，继续变法，这是情急之下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也说明他们对国际关系还十分缺乏了解。他们几次上书求救，毫无结果。不仅如此，原来积极救助他们的大隈重信内阁不久就在国内政争中倒台。山县有朋为首的新内阁谋求日清关系的改善，对保护康、梁不感兴趣。从12月起，就有人接连劝告康、梁离开日本去欧美游历。康、梁起初十分不解，极力拒绝。最后在犬养毅等人的协调下，仅请康有为速离日本，梁启超仍可留下。
    梁启超在求救受阻的情况下，自知非外交长才，乃转从文字宣传入手，以求动人视听，于是年12月23日创办了《清议报》。该报中心基调就是“斥后保皇”，于光绪皇帝歌颂有加，而于西太后则极尽揭露批判之能事。
    但梁氏的“斥后”言论不久亦遭到干涉。《近卫笃麿日记》载，《清议报》第3期出版后，日方即要梁启超与该报断绝关系， 停止攻击西太后政权（注：近卫笃麿日记刊行会编《近卫笃麿日记》，明治32年1月19日，日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昭和43年版。）。对此， 梁启超回答说，报纸已创办，不能停止，他本人可以不再撰文，而集中力量学习日文和英文。其实，这只是搪塞之词，梁启超并没有停止撰述，更没有停止攻击西太后的言论。
    当时《清议报》影响很大，在日本的知识界人士、留日中国学生皆甚注意。中国内地虽大力禁止，但仍无法阻止该报流入国内。梁启超正欲借此以博中外的同情。他努力发挥其宣传鼓动家的才能，不断发表掷地有声的文字，达其“斥后保皇”的目的。
    《清议报》第9期发表其《尊皇论》一文， 指出中国的危机是人人都无法否认的，但如何解此危机，谋国家的自主，却议论不一。一种人把希望寄托于西太后政府有朝一日也会变法以救中国。他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西后之所知者娱乐耳，荣禄等之所知者权势耳，岂尝一毫以国事为念……其愚迷至死不悟”。所以，指望西后政府变法自救，是绝不可能之事。另一种人寄望于督抚重臣有通洋务者，能起而代政府变法，以救中国。梁氏说，这些所谓略通洋务之臣“于各国政体毫无所知，于富强本原瞠乎未察”，胸中全是八股家习气，况其爱名之心甚于爱国，爱爵之心又甚于爱名，焉能指望他们担当救国的责任。还有一些人寄希望于暴力革命。梁氏说，此乃“殷忧愤激者之言”，中国民智未开，民力未厚，徒倡此说，只能促乱，进而遭瓜分，“是欲保全之而反以灭裂之也。”
    梁氏认为，“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所未有。”应当集全国同胞之力，助皇上复位复权，继续变法以救中国。这就是他的结论。
    1900年1月24日，西后把持的清朝廷，经过一番策划， 公然发布上谕，要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准备继皇帝位，光绪被废似已成定局。当时梁启超正在檀香山活动，事过一月始知。梁氏乃急撰一文《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注：见《清议报》第39期。），满腔义愤地痛诋“逆后贼臣”之险恶用心。他说，当日同治帝崩，本应为同治立嗣，西后因恐同治之毅后分其权，而己位将不能保，乃狡为先帝咸丰立嗣，即光绪帝是也。今因光绪帝不听其支配，敢行变法，百计欲废其位。但又不能为光绪立嗣，因光绪非西后之子。倘以光绪之嗣子继位，则西太后既非皇后，又非皇太后，不便再加控制，故又狡谋为同治立嗣，西后便仍可以太后之尊，控制政权。再从另一方面说，当年光绪既以咸丰嗣子的身份继承大统，则同治之毅后，便既非皇后，又非皇太后，无合法位置，于是处于必死之地。今日谋以同治之嗣子继承大统，则光绪既非皇上，亦非太上皇，无合法位置，于是亦处于必死之地，所以立大阿哥即预示光绪随时有被杀之危。正因此，此谕令一出，海外百数十封电报力争，上海三千绅民上书力争，个别敢言的督抚也表示不能同意。
    梁氏最后指出，西后逆党，出此狠毒之策，只是因为皇上是维新党的领袖，是帝党的凭借，是天下众望之所归。皇上一日在，则天下之望一日不绝，则逆后贼党之位一日不安，而新政之根株即不能尽除。所以，惟今之计，只有“万众一心，万口一声，万躯一力，以戴我圣主”，保中国维新一线生机，以待后图。这是梁启超“斥后保皇”的一篇极有代表性的文字。
    以上所介绍的议论主要是对中国人说法。此外，梁启超还专门对外国人说法，要他们明白，只有扶持光绪皇帝复位复权，才是最有利的对华政策。
    梁氏仍首先注意日本人，曾发表《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注：见《清议报》第26期。）一文。文章说，日本对中国问题主要有两种主张，一为与欧洲持均势主义，一为持亚洲独立主义。（从我们今天的立场看，前者实即列强共同瓜分中国；后者即日本为亚洲领袖，独力控制中国）梁氏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皆极富统一思想，分裂割据最多不过百数十年。再者，外族入占中国必为中国所同化始能相安，而这是当时世界形势所决不可能之事。梁氏强调，中国尽管表面气息奄奄，危如风中之烛，但从内里观察，中国仍有不可亡之潜势力。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即是“英明仁勇”的光绪皇帝，他“深观中外之故，注意立宪之政，以开民智伸民权为惟一之主义”。只要光绪健在，改革之生机就未绝。只要“得所借手”，皇帝复位复权，重整庶政，大行改革，中国必可自立，必可复兴。其他因素则有民间实力的团结，海外华人的向心宗邦，皆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有此诸因素，瓜分以亡中国的策略绝难实现。但他指出，中国现政府“以顽固为体，以虚诈为用，若欲与之联结以保大局，是犹被文绣于粪壤，蒸沙而欲其成饭”。梁氏此文未明言日本该如何着手，但从前面所说即不难明白，他是希望日本帮助光绪复权，支持维新派以促中国之改革。
    至于对西方列强诸国，梁启超也希望它们认清中国乱局之病根即是西太后为首的中国现政府，他们不但是中国人之仇敌，也是万国之公共仇敌。盲目自大，仇视外人，竟致利用义和团杀逐外国人，皆政府为罪魁。所以欲解决中国问题，只有除此恶政府换一好政府。好政府如何建立？恢复皇帝应有之全权即可也。因“皇上深知地球大势，久慕太西政教，忧国如家，爱民如子，时时以维新变法为心”（注：《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52页。），甚至不惜舍其位以兴民权。一旦皇帝复权，中国必走上和平改革、与列强友好相处的轨道。各国如不采取扶助皇上的政策，而取待埃及待波兰之政策，则中国永无宁局，中外关系永无宁局，既非中国之福，亦非外国之福。梁启超在义和团反帝运动中，仍念念不忘请各国帮助救皇上。这是此时期梁启超观察中国问题的惟一落脚点，也是他一切言论活动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