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梁启超坐而言，起而行。他不但上书日本政要，吁求扶助光绪皇帝，不但创办报刊，向国内外大造“斥后保皇”的舆论，而且参与策划并躬行奔走武力勤王运动。
    早在戊戌变法的危急时刻，康、梁与谭嗣同等虽无一兵一卒，也曾策划用武力保护皇上，剪除异党，不幸事泄反被异党武力所制。变法惨败，他们没有死心。康、梁出逃，一方面力图得外国帮助救皇上，同时仍准备必要时以武力勤王。据宗方小太郎日记载，康有为刚逃到日本，后来成为自立军领袖的唐才常亦随到日本。当年10月31日，宗方小太郎同柏原文太郎去拜访康有为，唐才常即在座，并明确记载唐是“欲举义兵而来日本”（注：见东亚同文会编纂并发行《对支回顾录·宗方小太郎传》所载宗方小太郎明治31年10月31日日记，昭和11年发行。）。我们从梁启超《自立会序》中也可看出某些消息。该序发表于1899年5 月30日出版的《清议报》第16期。序中说到“往者，×君×君提倡同辈共倡此会，思以致用之学，为爱国之基”。序中主要内容，大讲英雄豪杰宜乘时而起，谋中国之自立。梁氏戊戌政变后所讲“自立”，皆是指皇上复位复权，继续改革之意。而序中隐去首倡者的姓氏，估计其中之一即唐才常。因此时唐才常等已在长江一带招募勇士，准备勤王起义。《自立会序》发表后不到一个月，唐才常已组织成立正气会，其所撰《正气会序》表明，该会已开始举义的准备。到该年底，西后宣布立溥儁为大阿哥，梁启超在批驳这一荒唐上谕时，曾指出，“大江以南数省豪杰磨拳擦掌，号呼奔走，乘机而讨贼”（注：见《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清议报》第39期。），所说亦非空言威吓之语。总之，武力救皇上，是酝酿准备已久之事。而此事清廷亦有所察觉，所以才有该年十一月十八日严拿康、梁的上谕，并通饬海内外所有官吏，“无论绅商士民，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赏，务使逆徒明正典刑，以申国宪。即使实难生获，但能设法致死，确有证据，亦必从优给赏”（注：见《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4454页。）。不及两月，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1900年2月14日），清廷又再发上谕，明示10万两的赏格缉拿康、 梁（注：《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470-4471页。）。
    梁启超于1899年12月31日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他在檀岛勾留了半年多（至1900年7月18日）。这期间，他为之奔走者皆为勤王起义事。
    1.募款。起初，梁启超亦与康有为等一样，好为书生大言，意谓能得200万元（注：1900年致桂绶的信，未刊。）。 这只是主观的幻想， 实际总共只募得30万元左右，其中南洋侨商邱菽园一人任10万。梁氏在檀岛募款，确数难得。他在1900年3月20日给唐才常、 狄楚青的信中说檀岛可得十万，现已得三四万。按其3月17 日给巴孖埠保皇会之信曾详述捐款情形，谓捐2000元者有2人，捐1000元者有7人，捐数百元者有百余人，据此计算，三四万之数应属可信。稍后在3月28 日给唐才常、狄楚青等的信中说已得4万元。同日给康有为信中又说已得5万元，但并未收讫。6月17日给港澳同人的信中说，他已向港澳总部汇去1.4万元，向日本汇去1.6万元，并说又得捐款3万余元，至此总共在檀岛募得八九万元之数（注：见《年谱长编》，第240页。）。 梁氏即将离开檀岛之前（7月初），有确切记载新募得1.2万金（注：致孙眉信，未刊。）。如此说来，梁氏在檀香山活动半年多，共得捐款10万元上下。但这10万元左右的捐款并非都能用于勤王军事，一则他自己要消耗一部分，二则为托一美国人筹办公司事花去2万元（注：见《年谱长编》，第203、211、213页。）。梁启超和孙中山一样，有时过于信赖朋友，华侨血汗捐资，往往轻易被人骗去。
    与筹款有关的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与日本柏原文太郎拟议倡设东亚银行。1900年3月28日、5月19日，梁氏两次写信给柏原催问此事办得如何，请速寄章程，并告在檀可募股20万元，乃至三四十万元。但此事似乎没有办成。二是想在香港办一铁器公司，一则可募股，二则可经营输送军械给勤王之师。此事似乎也没有办成。
    在筹款问题上，康、梁，特别是康有为，为鼓舞内地同志，往往口出大言，轻易宣布能得几何，而结果能汇给前线急需之款往往与所许之数相差甚多，有时不但令内地同志失望，甚至易遭误解。勤王之役失败后，有人宣称康有为吞没捐款，恐与此大有关系。
    2.扩充组织
    梁启超离日赴檀岛之行，过去有的说是康有为惧梁“陷入行者圈套”（即被孙中山所俘虏），故使其离开日本。此说不很有说服力。真正原因，我想就是为勤王举义的需要而令他到檀岛及美洲大陆去发展组织，募集捐款，以为起义后援。当时梁启超在海外华侨中享有甚高的声望。梁在家信中曾说，“金山（指美国旧金山，引者）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指康有为，引者）”（注：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廿四日（1899 年5月3日）致李蕙仙的信，见《年谱长编》，第177页。）。此语并非梁氏自夸。他到檀岛后，保皇会果然大有发展，以致原兴中会中骨干几乎都参加过来。过去人们出于偏见，把这说成是梁氏善欺诈。这是诛心之论，非史家态度。实则，梁氏能够大大扩充保皇会的原因有：（1 ）勤王讨贼，利用皇上权威变法救国，此种宗旨易于为海外华侨所接受，特别是易于为略有产业的资产阶层所接受，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2 ）1894年孙中山来此募款以备回国起义，当时并未公开其反清的宗旨，亦不过被认为是募款做有益振兴国家之事。此与保皇会的目标并无根本分歧。有人说1894年在檀香山孙中山即已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誓词，此说并无真凭实据。若如此，就不至于许多骨干，包括孙眉都支持梁启超明白宣示的救皇上的主张。此意我在《孙中山早期思想和活动的几个问题》（注： 见《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一文中已论及，不再多说。正因当地人士并不以为孙中山的救国事业与梁启超的救国事业有何本质区别，又加上梁启超携有孙中山的介绍信，所以梁氏便很容易为当地人士所接受。（3）梁氏个人的魅力。梁启超比孙中山小7岁，在檀岛活动时不过27岁，已有举人功名在身，文章享誉海内外，如此少年人杰，又善演说，稍有知识、地位的人，自然易为倾倒。何蕙珍小姐相恋的故事，亦可算是一个说明梁氏魅力的例子。檀岛入保皇会的确切人数很难说，梁氏在1900年3月13日给叶惠伯的信（未刊）里说， 檀岛正埠入会已12000人。我想可能有所夸张， 但可以肯定大大超过从前兴中会的规模。梁氏在同年3月17 日给巴孖埠保皇会的信（未刊）中曾说到，当时海外保皇会员已达300万，估计亦有夸大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