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湘军攻克天京、又自我裁撤以后，虽然还保留数万人的规模，但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意义已经不大，而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继续存在并对晚清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湘军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在此时实际上控制江南大部分督、抚的位置，形成对中央不小的威胁。因此，在天京规复后的几年里，清政府对湘军集团仍然是采取压抑与利用相结合的办法，逐步削弱湘军集团的势力。从总的态势来说，清政府仍然是采取分化的政策，即扶植与曾国藩不和的将领，打击曾国藩的亲信，同时又对曾国藩本人采取高位虚荣的方法，使之处于不能构成威胁的程度。清政府采取这样的方法，一方面是基于太平天国已经镇压下去，清政府的心腹之患已除去；而湘军已经大部被裁，也不再构成对清政府的威胁，故不宜也不必对曾国藩及其湘军逼得太紧，且捻军活动日蹙一日，还需要湘淮军队出力。另一方面，湘军政治势力仍然不可忽视，掌握了长江以南重要的地位，早已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满族王公贵族的不满，因而需要加以抑制。
    清政府对湘军的抑制，主要是通过对曾国荃弹劾官文案来实现的。实际上，在此之前，西太后就通过对奕訢的处分，敲打一下湘军将领们。1865年4月初，那拉氏亲拟诏旨， 革除奕訢议政王和其他一切差事，后来虽恢复了首席军机大臣一职，但从兹权势大减。在蔡帮琪此次对奕訢发难的奏折中，也涉及到了曾国藩、曾国荃、李元度、刘蓉等湘军将领，这使得曾国藩极为不安。虽然西太后此次并未深究下来，反而给曾国藩的一等侯之上再加“毅勇”二字，但仍使曾国藩十分忧虑，尤其他看到他的几个保案均为吏部议驳，且“责备甚苛，措辞甚厉”，使之深感清廷在疏远他，因而为之“寒心”（注：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同治六年正月二十六日。）。事实上，西太后对他是采取既打又拉的方法，使之随时警戒。
    1866年10月，曾国荃弹劾官文一案，为清廷剪除湘军政治势力提供了机会。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为人急功好利，学识浅薄，不如乃兄沉稳。他曾率部率先攻入天京，自以为立下头功，却不知因他在天京烧杀抢掠，早已引起天下物议。曾国藩为保全他，乃以病奏请开缺他浙江巡抚职，回家休息了一年多。1866年任为湖北巡抚，与湖广总督官文同署。官文乃满人，极受朝廷重视，但确无本事，且对汉员颇多掣肘。曾国荃任鄂抚后，两人关系紧张。继官文奏请调曾国荃帮助军务，以排挤国荃后，两人关系白热化。于是，曾国荃乃密折弹劾官文。早对曾国荃不满的朝廷权贵，为官文开脱，甚至要照例反坐，治曾国荃的诬陷之罪。对这一事件，西太后先是暂时让步，开缺官文的湖广总督缺，回京任职，回京之后又以大学士身份掌管刑部，基本上没受损失。对这“极轻”的处分，曾国藩感叹“公道全泯，亦殊可惧”（注：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同治六年正月二十六日。）。然而， 令曾国藩更为可惧的还在后面。12月，以剿捻不力为由，清廷多次严旨诘责曾国藩，御史也弹劾他，清廷又令他开去各缺，回京陛见，实际上令其交出军权。不久，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等一批湘军官员全部开缺回籍。曾被时人称颂一时的湘军之盛在西太后的打击下全面崩溃。
    面对这一沉重打击，曾国藩十分惊惧。一方面，剿捻无功，已为清廷留下把柄，另一方面，曾国荃惹下祸端，为满朝权贵打击湘军势力提供了机会。更为担心的是，他怀疑是清政府藏弓烹狗之时了。于是，他一面密摺保举官文，以弥补其弟弹劾官文造成的物议；一面多次上奏朝廷，请开缺各职，入都陛见，自请办捻不善之罪，以取信于朝廷。
    在打击了湘军集团势力，给予曾国藩以警惧后，清廷又使用另一招，对曾国藩加以安抚。一方面曾国藩毕竟是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有功之臣，从他的言行来看，也确实“忠勤素著”（注：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86，221.），只需随时敲打而不必逼得太紧；另一方面，在经过这一次打击之后，除左宗棠、沈葆桢之外，湘军势力已不足为患了，且左、沈又素与曾国藩成见极深。故此，清廷乃采取高位虚待的方式，安抚曾国藩。首先，驳回了御史对曾国藩的参劾，其次，又先后加授曾国藩大学士衔、加赏一云骑尉世职，最后才调他任直隶总督。调任直督，实际上是清廷改变“内轻外重”局面的策略，使曾国藩离开经营多年的南京，确实是大具“深意”的。表面上，却给曾国藩以极大荣誉，西太后四次召见，两次参加国宴，且在国宴上以武英殿大学士排汉人臣班次第一，可谓位极臣。从此以后，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与清政府的关系，也就进入了“正常”的规范了。
    考察咸、同年间湘军集团与清廷的关系，可以看出，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来的清朝，对于汉人始终是防范的，但同时也因时调整了一些政策，对新崛起的汉族士大夫势力予以利用，有时甚至重用。同时，它的驾驭术又很高明，使湘军集团对事功的追求使他们并没有向武人跋扈的方向发展，而是在备受猜忌，多方掣肘的情况下，不断以言行来表达其忠诚。这主要得益于曾国藩及其将领的理学家性格和书生本性。正是这双方的可融合、接纳的基础，使二者的互动关系就其趋势来说是一致的，由此而使晚清政局在经历了一次罕见的农民战争的打击之后，却没有出现历史上常见的大权旁落、朝廷名存实亡的局面，而是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
    应当说，中兴王朝，是曾国藩这样一批湘军将领的夙愿。正是出于澄清天下、挽救衰世、中兴清朝的愿望，这一批“矫矫学徒”才特起从戎，建立起一支强悍的队伍，而且确将清朝制兵也望而先溃的太平军镇压下去，造成了收拾东南半壁河山的业绩。或许不能说他们的确实现了中兴“大业”，然而同治年间新的政象的出现，又不能不说乃是湘军一班人物所导引出来的。
    在政治上，湘军集团的崛起所带来的新的变化，是汉族士大夫势力的崛起。戒备和猜忌汉人，是有清一代的祖制。但是，太平天国的兴起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来，将满清王公贵族的颟顸、腐败和无能暴露无遗。即使是有识见的满族王公大臣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注：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M].下卷，7～8、20.），“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注：坐观山人。清代野记[M].下卷。），“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注：尚秉和。辛壬春秋。卷26.）。与此同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和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物不但表现出了优于满族官员的才能，更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势力，满族的朝廷似乎也离不开汉家大臣。因而改变了咸丰、同治以后的政治格局，这不能不说是同治年间新的政象。并且，这样一批新进的汉族官员，以镇压太平天国的军功起家，有一股澄清天下、蓬勃向上的锐气，因而在实际为官中，较满族旧臣更有进取心，以曾国藩来说，无论在两江总督还是在直隶总督任内，均采取了一些整顿吏治、发展经济、推动文化的措施，对恢复经过太平天国冲击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也是同治政治中兴的表现之一。
    在经济上，湘军人物通过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对西方人、西方器物的认识，成为同治年间自强运动的主体。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与西方侵略势力的交道中，逐步认识到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也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声光电化所代表的物质文明的优越性，因而冲破顽固势力的重重阻力，相继在中国建立起一批新式的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创办了新式的学校，派遣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这一切，都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切的活动，促使了社会观念的渐次转变，为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奠定了基础。因此又可以说，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肇始，也是同治中兴的又一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