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关于外邦人参加陆战的记载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因希腊世界两大盟主之邦作战规模之巨，历时之长导致了城邦对兵源需求的急剧增长。修昔底德说在狄里乌姆战役中 3000名雅典的外邦人曾经代替同数量的公民兵侵略马加里德，因为当时3000名公民重装步兵远在波提狄亚无法返回。修昔底德又记载在公元前428年，由于雅典舰队正在远征莱斯波斯途中无法返回，外邦人才参加了征服伯罗奔尼撒的军事行动（26）。在伯里克利演说中描述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的军事力量时，修昔底德给出的公民与外邦人重装步兵总数为2.9万人。其中公民兵野战军为1.3万人，其余的1.6万人包括未成年和年老体衰的公民重装步兵以及登记为重装步兵的外邦人负责驻守城堡和守卫雅典长城（27）。杜肯·琼斯认为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重装步兵中公民与外邦人之比约为3:2（28）。外邦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军事辅助作用，补充了雅典的兵源。而外邦人在陆军中的大量使用，表明雅典公民兵制出现了危机。
    外来人一旦决定在雅典长期居住，就已经将雅典视作与自己命运息息相关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就有责任保护城邦的安全。在排除生计的威胁方面外邦人与公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外邦人参军是履行作为雅典城邦人口的职责，虽然不排除有赚取薪饷的动机，但是比之那些纯粹为了利益受雇的职业化的外邦雇佣军，外邦人对城邦有更多的责任感。外邦人在雅典城邦的非常时期维护了城邦的安宁与稳定，一则他们有义务维护城邦的安全，另一则他们还有可能因为立下军功而获得被授予公民权的机会，因此，外邦人是公民兵的忠实后盾，发挥了重要的军事辅助作用。古典作家色诺芬曾经强调外邦人是雅典舰队的必需力量，还关注到外邦人对雅典的另一重要作用，即雅典多样性的工业亦需要外邦人的存在（29）。
    第二，外邦人是雅典工商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虽然古典时代的雅典也有一些公民从事工商业活动，但是主体是外邦人。外邦人所从事的职业大多是雅典人不屑为之或者自己无力经营的需要大批技术人才以及带有风险性的工作。外邦人可以是工场主、贸易商、批发商、零售商、包工头，亦可以从事扫除垃圾、贩运木材、加工原木、制作衣服、泥瓦匠、理发、搓澡、染织、镀金等工作（30）。在雅典，富有的公民通常提供贷款给外邦人，或者将自己的奴隶租给外邦人收取租金，而他们自己并不亲自经营，事实上从事商贸活动的多是那些外邦人或外来人。
    在采矿业，外邦人由于没有土地，原则上不能拥有矿山的开采权。但是，由于工作的危险和艰苦，雅典城邦亦允许外邦人与政府签订承包合同进行开采。例如，色雷斯人索西亚斯从雅典公民尼奇亚斯手中雇佣了1000多名奴隶开发劳里乌姆银矿并从中牟利。由于古典时代雅典粮食很大程度上依靠进口，而粮食海外贸易是一种带有风险性的行业，雅典人一般很少从事这方面的经营，在雅典以及雅典最为繁荣的港口比里尤斯港，从事大宗粮食海外贸易的大多是外邦人以及外来人。这些外邦的粮食贸易商从意大利、西西里、埃及和黑海进口粮食，载往比里尤斯港，再从那里转口希腊各地。外邦粮商的贸易活动确保了雅典的粮食供应，满足了城邦人口基本的生活所需。这是外邦人在维持雅典人的生计方面最大的贡献。
    银行业在公元前4世纪初一直由那些拥有特殊才能以及经验丰富的外邦人所控制，古希腊早期的银行业世家都是外邦人出身。银行家帕西昂继承了雅典最古老的由安提斯泰奈斯和阿尔凯斯特拉图斯所建的银行，并不断扩展其规模。从公元前394年以来他与许多市场都有贸易往来，尤其是拜占庭和黑海。外邦银行家在管理金融以及银行贷款方面首屈一指，这是雅典人所不能及的。银行贷款要依赖稳定的政府，而雅典政府也一定需要筹措资金。这些外邦银行家们在资金上支持了城邦，城邦便授予他们公民权，在这一过程中城邦与外邦人彼此受益，互为消长。例如，银行家帕西昂曾经向城邦捐献了1000面青铜盾，还无偿借钱给将军提摩修斯。帕西昂与佛尔米昂由于对城邦的巨大贡献而完成了由奴隶到外邦人再到公民的飞跃。银行业的创立是外邦人对古典时代雅典的最大贡献，因为雅典的银行方便了工商业领域的钱币兑换，并成为必不可少的贸易媒介，这就促进了公元前5世纪以来雅典商业的迅速发展，雅典也因此成为古希腊主要的货币市场（31）。
    总之，大多数外邦人从事着雅典公民所不愿或不善于从事的工作，他们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雅典公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迎合了城邦的发展需求，扮演着相对次要却必不可少的社会角色。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论及公元前4世纪雅典城邦的社会成分时说：“毫无疑问，城邦必须包括大量的奴隶、外邦人以及外来人。”（32）雅典外邦人促进了自梭伦时代以来雅典工商业的发展。雅典经济的繁荣和在城邦史中后期所呈现的发达的工商业特征与外邦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第三，外邦人是雅典城邦的财政来源之一。关于外邦人在雅典财政中的作用，古典作家早有论述。色诺芬认为外邦人是雅典政府最为可观的收入来源之一，如果雅典政府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好外邦人，那么雅典的收入会大大增加（33）。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面对雅典城邦的衰落，马其顿的威胁，演说家伊索克拉底亦曾指出如果雅典继续大力吸引从事商业活动的外邦人以及外乡人，那么雅典就会得到现在两倍的收入（34）。古典作家这些描述表明雅典外邦人在城邦财政中占据不容忽视的地位。
    古典时代雅典城邦的固定收入除了法庭诉讼费外，内部收入主要来自于港口和市场的税收、外邦人头税以及矿山租赁金；外部收入在公元前5世纪，主要来自同盟贡赋，但是自公元前405年同盟贡赋被取消后，城邦就更多的依靠盘剥外邦人与奴隶（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