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雅典城邦以何种方式剥削外邦人呢？首先，外邦人必须缴纳人头税，通常情况下每个男性每月缴纳1德拉克马，不与丈夫或儿子居住的女性每月缴纳半个德拉克马（36）。其次，雅典人规定进出比里尤斯港的货物要征收2%的关税。由于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大多是外邦人以及短期居住的外来人，而雅典公民只是把资金或者运货船租借给他们以获取利润，自己并不亲自进行贸易活动，因此这项税收的制定主要还是针对外邦人以及外来人。再次，外邦人要想在市场上买卖还必须交纳市场税，尽管未有外邦人交纳市场税的确定数额记载，但这也是雅典城邦必征的税收之一。除了以上这些固定征收的税项而外，在战争等危急情况下外邦人还要与公民一起交纳不定期的战争税，据说外邦人整体要交纳1/6的战争税。此种税收是依据外邦人的经济能力征收的，富者多征，贫者少征，有时还视战争情况临时加重征收税额。此外，外邦人还要与富有的1200个公民一起负担特殊的“社会义务” （liturgy）。这项义务包括为歌队、火炬接力赛以及圣餐仪式提供基金。
    雅典城邦将这些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支付公职人员的津贴、战争经费（包括支付军饷、督造战船和武器）以及城市建设的费用方面。因此，公元前5世纪，在城邦繁荣时期，外邦人从财力上一定程度地支持了城邦的民主建设。A.兹门认为，如果没有外邦人在劳动力和资金上的支持，雅典就难以建立起曾经辉煌一时的海上霸权（37）。尤其是在公元前4世纪城邦危机时代，外邦人除了积极履行必需的义务外，一些富有的外邦人还自愿慷慨捐助。阿提卡铭文记载的60个由于对城邦的特殊贡献而被授予占有土地与房屋特权的外邦人中，过半以上来自于公元前4世纪，这表明公元前4世纪外邦人在城邦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比如，来自伊里昂的外邦人尼坎德罗斯以及以弗所的外邦人波里泽罗斯从347/6年直到323/2年，每年都自愿定期交纳建造码头以及武器督造厂的特别税收；在拉米亚战争中还在财政上支持雅典水师；在公元前4世纪末的另一场战争中，又捐给雅典百姓1000德拉克马；公元前 306/5年，还负责出资修缮了雅典长城的一部分。城邦有战事时，他们还自备武装在雅典陆军和水师中服役（38）。由此可见，外邦人不论是在城邦繁荣时期还是在城邦危机时代都在财政上一定程度地支持了雅典城邦。
    第四，外邦人促进了古希腊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关于外邦人在古希腊文化中的作用问题，古典作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亦没有明确区分哪些是雅典人，哪些是雅典的外邦人。但是，现代一些研究外邦人的西方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点。英国古典史家D.怀特海德认为雅典的许多非公民雕刻家、画家、陶工、医生、科学家、智者、哲学家、演说家以及其他学者，都对雅典做出了巨大的创造性贡献，虽然在古代雅典人不愿将他们称之为外邦人，但是只要他们在雅典居住时间足够长，理论上就应该是外邦人，而不是一般的外来者（39）。这些外邦学者大多在雅典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伯里克利时代修建的大量公共建筑，包括雅典娜大庙、忒修斯大庙以及豪华富丽的、装饰有巨大柱廊的雅典卫城正门皆融合了多里亚和爱奥尼亚的风格，是现在世界各国建筑艺术的典范。而主持这些建筑的建筑师、雕刻家、画家大多是来自希腊世界各地的外邦人。另外，在雅典的雕刻家中，还有塞浦路斯人、派罗斯人以及西多尼亚人等非希腊人。希腊第一流的外邦人雕刻家，帕特农神庙艺术雕刻的监制人和制作者斐狄亚斯以及杰出的建筑学家--著名的帕特农神庙和伊利特昂神庙的设计者卡利克拉特和伊克丁等，都为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艺术做出过重大贡献。
    外邦人促进了古希腊各个城邦间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使古希腊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古希腊文化中所含有的诸多东方、埃及与西亚因素，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古希腊人的经商以及征服行为，但是不能否认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外邦人以及外来人亦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传播作用。有些古希腊著名学者和文人，为求知识游历到东方，然后又回到当时的文化学术中心雅典，他们把在外地学习到的知识带到雅典并将其发扬光大，这就使古代东西文化直接融合，从而创造了璀璨的古希腊文明。譬如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他边游历，边行医，曾到过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埃及等地，后来到达雅典，取得了巨大的医学成就；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雅典发表他的著作《历史》之前曾经游历了腓尼基、巴比伦、波斯、埃及等地。他把古代东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介绍给了希腊人，从他所写的历史巨著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方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这些都离不开他对那些城市的实地考察。
    雅典在希波战争后成为“全希腊的学校”，文化上高度繁荣。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40）来自于雅典以外世界的希腊人和非希腊人在雅典主要集中居住在比里尤斯港周围以及考埃莱与麦利特的长城之间；另外，有些居住在考里图斯、区达泰奈乌姆、斯卡姆邦尼德与郊区某些地方以及阿提卡的边远地区，比如埃莱乌西斯、萨拉米和劳里乌姆银矿等矿山地区；只有很少一部分居住在北部和东部的以农业为主的德莫（41）。外邦人分散居住于雅典各个德莫和地区的居住方式有利于与雅典人全面接触和交流。色诺芬曾经说，由于雅典人控制了海洋，因此雅典人与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混杂在一起并且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美食，以及西西里、意大利、埃及、吕底亚、黑海、塞浦路斯等其他地区的土特产。他们听到和了解世界各地的方言，并且从所有的希腊人和非希腊人那里融合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衣着打扮（42）。不难看出外邦人对雅典人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促进了雅典人饮食文化与服饰文化向多样化发展。由于与外邦人接触，雅典人的语言、服饰和社会生活必不可免地会融入许多新的因素，从而产生新的式样。例如，在语言方面，雅典本地的方言和外邦人的方言混在一起，就产生了许多不纯粹的雅典话；在装束方面，从前那些高贵的雅典人所穿的伊奥尼亚式的麻制的长贴身衣被多里亚式的办事人所穿的短贴身衣所代替；雅典人的头发也剪短了，从前用“金蟋蟀”束着的高傲的卷发再也看不见了（43）。说各种语言的外邦人与雅典人杂居一处，在价值观、世界观、宗教信仰、知识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各方面彼此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就促进了古希腊人的种族融合，并造就了古代雅典辉煌灿烂的文化。
    综上所述，外邦人以其独特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在古代雅典城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他们促进了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雅典城邦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为雅典城邦的繁荣和稳定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贡献。外邦人的存在迎合了城邦的发展需求，为构建稳定、和谐、发展的社会共同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外邦人在城邦史中后期经济重要性的明显增强，他们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并未得到相应的改善和提高，这就制约了其历史作用的发挥，并最终加重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城邦危机。由此可见，弱势群体社会认同感的形成对于社会的长足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