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于自由平等，加藤认为既是民权表现的外在特征，也是人追求的目标，所以他早期大力宣扬从西方社会接受来的自由、平等思想。这也符合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的趋势，因为要在日本迅速发展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经济，要全体国民踊跃参加到推进日本近代化的宏大事业中，就必须根本否定传统的鼓吹不平等和束缚人民自由的保守乃至反动的观念，其思想武器只能是欧美流行的自由、平等的近代化政治理念。
    首先，加藤弘之理直气壮地宣扬人民应当具有自由权。他认为上天赋予了人类躯干和精神才智，在此基础上，人“又天生具有各种各样情感，就中欲不羁自立之情为第一炽热之物”[10]89-90，即指人与生俱有的渴望自由的本性。加藤引用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说法“自由萌生于德意森林之中”，认为自由权“在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尚未开化之时代就已产生”，“德意人从脱离尤未开化之时起，便已开始提倡私事之自由权”。至于人民具有哪些自由权，他认为随各国宪法各有差异，并列举了“最重要之自由权”：可以保全自己生命之权利，可以自由使用自己身体之权利，可以自由处分自己所有物之权利，自由信奉自己所信之宗教以及可以自由论述记载自己想法之权利，可以与同志相结自由谋事之权利等。他认为自由权“各国自有不同，就中如英美二国文化冠于各国者，因宪法良正，故自由权允许亦甚大”[14]155。加藤已将人民是否拥有自由与国家制度文化的先进与否紧密联系。
    英国的霍布斯曾主张：“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合适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18]97 密尔也曾划分人类自由的范围，包括良心自由、思想和感想自由、趣味和志趣自由、自由订定自己的生活计划、自由照自己喜欢的去做，还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15]14。密尔还特别论述和强调了人类必须有言论自由：“人类应当有自由去形成意见并且无保留地发表意见……这个自由若得不到承认，或者若无人不顾禁令而加以力主，那么在人的智性方面并从而也在人的德性方面便有毁灭性的后果。”[15]65 加藤接受了这些近代化观念，并提出了自己的自由学说。
    加藤又将自由权在不同时代和国家的状况与天赋人权相联系进行了深入剖析：“自由权之种类虽有许多，但如前段所举诸权素为天赋，若无此权，则决不能谋求安宁幸福者，此权丝毫不可被他人所夺。若他人夺之，即安宁幸福可说皆被夺之。是故有人民则必有此自由权。”[14]155 对人民拥有自由权的国家，加藤大加赞扬：“特如文化开化之立宪国完全反之，除上所论人民私事上之自由权外，尤有公事上之自由权。即前章论述人民参与国事之权利是也……盖近今之制度可云至当。”[14]156 加藤赞扬赋予人民自由权利的近代化政治制度，主张通过改变制度才能让人民获得自由的真知灼见跃然纸上。
    加藤还进一步认为，不仅要从制度上保证人民的自由权，而且人民自身也应当具备自由的精神，应该抛弃在封建时代长期形成的自卑心理以及对统治者的奴才思想，“自由之理如上论，作为人民能知此理，必又备自由之精神。苟我丝毫不可有将精神托于他人之心……各民皆为自己，亦为国家全体保持此精神，不可苟生自卑之心”[14]156。同时他又批驳了日本“国学者”宣扬的人民应当放弃自由而对皇权唯命是从的传统思想：“吾辈人民亦与天皇同为人类，各备一己之心，成为有自由精神者。为何有放弃此心此精神、只管以天皇御心为心之理耶？”“若我邦人民放弃此精神，只管服从天皇御心，随之将导致甘于实际上失去自由权，我国之独立不羁几成难事。”[14]156 加藤论证了这种思想的危害以及人民保持自由精神与国家昌盛之间的密切关系，“只要人民各备自由之精神，应得掌握实际上之自由权，随之国家亦得安宁，国力亦可至强盛”[14]157。加藤把培养国民不可或缺的自由精神并不仅仅看成是个人修身养性的道德问题，而认为是关系到国家是否能迈入强盛的近代化行列的重大政治问题。这点是他的思想与传统儒学的重要区别之一。
    然而，加藤并不认为人民的自由是完全无限制的。他主张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可适当限制这种自由：“但虽此自由权，若因反伦理背公道而对国家人民造成妨害，自不待言，防制此害即为君主政府之权利义务。”[14]149 即这种自由权必须以不违背伦理公道和不妨害国家人民为前提。至于是什么样的公道和伦理，加藤没有具体解释，这为他以后提出新的见解留下了较大的回旋空间。
    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理念是加藤弘之早期民权理论中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他对日本社会人际之间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大加抨击：“凡文明开化未全之各国，因未曾领悟国家君民之真理，故认为天下国土悉皆一君主之私有物，其内居住之亿兆人民悉皆为一君主之臣仆者也。君主若固有牧养此臣仆之责任，又认为可随己之意制服之，臣仆只管惟君命是听，一心侍奉之乃其当然义务。且以此等状况为其国体之正当理由。岂不可称之为野鄙陋劣之风俗耶？”[14]139 对此，他提出了自己著名的观点：“试一思之，君主人也，人民亦人也，决非异类者。然而独至于其权利，而立如斯天地霄壤之悬隔，抑何事也？生于如此野鄙陋劣国体之国，其人民可谓最大之不幸。”[14]139 严厉批判了君主与人民虽同为人类，但权利却如天壤之别的极不平等现象。
    而令加藤更为担忧的是，人民对这种严重不平等现象却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其人民等亦固不辨真正之道理，故如此卑鄙之国体也决不认为不正当，看作本来天理当然之物，甘心成为君主之臣仆而一心事奉之……但本来不正当之国体极大违背国家君民之真理，故当然决不能达到使人民真正获得安宁幸福。”[14]139-140 加藤向人民指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即如果人民把这种不平等现象视为理所当然，心甘情愿地充当君主的奴仆，那么人民的切身利益只能托付于贤君施行“良政”这一偶然因素上，全凭贤君道德自律维系，显然是极不安全的。尽管有所谓贤君统治，暂无“虐政”出现，也不可能真正获得安宁幸福。
    为破除人民中这种“理所当然不平等”的惯性思维，加藤对传统儒学（国学）宣扬皇权至上和不平等制度的观念大张挞伐：“国学者之流……因不知国家君民之真理，遂将天下国土悉皆当做天皇私有，亿兆人民悉皆当做天皇之臣仆……说凡出生本国之人民，只管以天皇之御心为心，只要天皇有御事，无论善恶邪正，唯甘心遵照敕命行事为真诚之臣道……其见陋劣，其说野鄙，实在可笑。”[14]141 他又重申：“天皇和人民决非异类者。天皇人也，人民亦人也，惟于同一之人类中，有尊卑上下之区分，决非有人畜之悬隔……天皇与我辈人民，同为人类，纵虽天皇之权，亦决不可以牛马对待我辈人民而称之为善之理。”[14]141 彻底否定了千年以来将人民当做牛马恣意驱使的“牧民”传统思想，为使人民摆脱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鸣锣开道。
    有学者认为加藤在此仍然承认天皇与人民有尊卑之别，对天皇的批判极为妥协，与福泽谕吉的人人平等思想相比，黯然失色[19]35。笔者认为这种看法略有苛求前人之嫌。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求思想家提出皇帝与人民在政治上完全平等的观念几乎不可能。福泽谕吉也认为，人与人之间实际上存在贵贱之别，“贵贱之别，只在公务尊敬朝廷之位，其他四民无区别，仅以识字辨理而劳心者为君子，重之。以不识字而劳力者为小人”[20]103-104。仍溢出尊敬朝廷地位，且将人民区分为君子和小人，并非主张所有人均无贵贱之区分。
    加藤弘之的这种主张人类平等的思想对后来的民权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植木枝盛就曾在宣传平等理念时提出：“人皆为上天创造之同等之人。君也为人，民也为人。为何有如同羊和百姓之差异耶？”[21]14 这种观点与加藤弘之抨击君主专制、否定传统儒学“大义名分”思想的平等理论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