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埠通商以后，西方文明通过出洋使者和传教士、侨民以及其他殖民先驱，逐渐被引进到中国。作为拥有九国租界的开埠城市，天津较早地接受了欧洲城市的管理模式，尤其是在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方面走在了前列。西方文明对天津城市公共环境卫生管理的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20世纪初都统衙门统治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由八国联军组成的临时政府对城市环境卫生、饮食卫生、疫病防控、卫生统计、卫生检疫、水质检测、妓女的体检、死亡后的统计及埋葬事宜、疫苗接种、公墓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开创了天津城市公共环境卫生管理的先河。二是各租界关于公共环境卫生管理如市容环境卫生、市政设施及建筑物卫生、饮食业、疫病防控和死亡呈报等方面的管理，这些管理制度都是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在中国的移植，具有可操作性。都统衙门和各租界对天津的强制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虽然由于天津特殊的情境，带有一些殖民色彩，有时遭到中国民众的抵制，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先进的管理方式向中国民众传导了公共环境卫生理念，使中国民众逐渐树立起公共环境卫生意识，并在机构设置与制度操作层面对天津城市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起到了示范作用，使天津城市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机构逐步健全，制度日益完善，在近代化的过程中稳步前进。换言之，开埠以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天津城市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日益走向近代化。
    关于都统衙门时期天津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本人已有专文论述，①本文主要探讨各租界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以期促进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向前推进。环境史学是在我国学术界方兴未艾的一门新学科，但大多数学者从农史、地理学、医疗卫生等方面入手，将环境史与城市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尝试。天津曾有九国租界存在，但各租界发展程度不尽相同，或因存在时间较短，或因本国国力较弱，在租界未有大的开发举动，就更别提公共环境卫生管理了，所以本文拟就近代天津几个比较成熟的租界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做一梳理。
    一 天津开埠初期的城市环境
    开埠初期，天津被西方人看做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到过的最肮脏、看上去最贫穷的地方”，是“中国最肮脏、最令人厌恶也是最繁忙的商业城市之一”。②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在1861年到达天津时，对天津的评价同样离不开肮脏的字眼：“天津是一个繁忙的、充满活力的大城市，但也是我去过的最污秽的城市。街道未经铺设，雨水将道路浸湿泡软，被乡村的骡车压成奇怪的形状，但也不得不踯躅前行。城市的肮脏使得这个地方在炎热的季节变得非常不卫生。该地的气候也不好，夏天奇热，冬天奇冷。”③天津给许多早期来华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尘土飞扬或泥泞的街道，敞开并散发着熏人臭气的排水沟，低矮潮湿的房屋，肮脏的城市环境。
    城市尚且如此，郊外更是污秽不堪。天津周围遍布洼地沼泽，被外国人认为是“热病温床”。④“大运河只不过是一条‘深沟’，是垃圾箱，其景象令人嫌恶。”⑤19世纪60年代初，在天津的郊外，英国的戈登上尉和法国的工兵军官“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放置了界石。这个地区内尽是一些帆船码头、小菜园、土堆，以及渔民、水手等居住的茅屋，而这些破烂不堪的肮脏茅屋彼此之间被一道道狭窄的通潮沟渠隔开，沟渠两边是荒芜的、无人管理的小道。两个租借地区是一些肮脏又有害健康的沼泽地，沼泽四周干燥一些的地方分布着无数座好几代人的坟墓”。⑥由于肮脏的环境和人们卫生意识的缺失，“天津地区霍乱、伤寒和天花每年都夺去无数人的生命”。⑦西方殖民者就是在这样的土地上开始了他们的城市管理。
    直到20世纪初，意大利殖民先驱在“污秽的中国乡村”开始他们的殖民之旅，建筑他们的“想象的共同体”时，这块土地仍然被描述为“悲惨的、有害的、荒凉的和悲伤的”。⑧这时的天津，在西方人看来，仍然处于没有任何卫生观念的状态。“天津地方的居民，对医疗卫生的观念与设施，处在极其幼稚的境地，几乎是没有任何卫生思想”。⑨
    当时，天津人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性中极其缺乏公共环境卫生理念，如随地便溺、喝不洁净的生水、随处倾倒秽物、利用粪夫收集粪便、死尸停放和随意埋葬等等。这些做法是西方人所深恶痛绝的，因为在他们的母国，如伦敦和巴黎等城市已经建设起了大型排污系统，市民已经用上了自来水和室内抽水马桶，英国还在1875年正式颁布了公共卫生法，欧洲城市近代公共环境卫生事业空前发展起来。刚刚经历过工业文明洗礼的殖民者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遭遇到了他们的祖先所经历过的生活环境，古老传统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发生了激烈碰撞。东方文化开始与先进的西方文明融合，并逐渐接受了西方文明中的先进因素，最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国城市文化。
    但文化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文明的步伐与思想观念、科学技术、经济水平、制度安排是同步的，如果没有思想的开放、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水平和体制制度的支撑，文明可能只是空谈。即使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开发最早的英租界，城市环境仍然不容乐观。在又长又窄的滨海大道上，到处是“来来往往的骡车和驴车”，并“散发着马粪的味道”。⑩而在距看上去整齐清洁的咪哆士道(今泰安道)不远的地方，则是“一片荒地，这里瓦砾成堆，四周漫生着又干又黄的杂草和荨麻。……那些流浪狗在这里跑来跑去”。“一条窄窄的小河从运河缓缓地流向海河。……小河在一座老石桥下面消失不见了。……这条小河在地下继续流淌着，一直流入海河。这条小河被叫作‘隐溪’，就像天津的另外几条小河一样，当外国租界建设时，这些小河被盖上了。”(11)这些与海河相连的“污秽的小河仿佛一潭死水”，上面漂浮着“瓜皮和白菜叶子”，在海河涨潮时，小河被倒灌的海水冲刷干净，但也留下了“高高的黑泥浆，还有漂浮在上面的厚厚的垃圾”。(12)
    二 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机构的建立
    1860—1903年，英、法、美、德、日、俄、意、奥、比九国陆续在津划定租界(后美租界并入英租界)，总占地面积达23350.5亩，约合15.57平方公里。英法美租界建立较早，其他租界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
    租界公共环境卫生管理肇始于管理机构的设立。各租界机构设立虽然略有区别，但基本功能相似。最初，英租界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由工部局负责，另外规定，为了维护公共卫生，还要组建团队。(13)后来随着租界的拓展和开发强度的增加，虽然总体上仍然由工部局董事会负责，但分工愈加明细，如工程处负责便所暨秽水沟眼的畅通、清道、冲洗马路、收敛垃圾、洒水暨散沙、扫除积雪；卫生处主要负责疾病防控、天然冰块的开凿、死亡人口统计、坟墓管理、医院的管理(如维多利亚医院、产妇调养院、隔离病院)；巡务处(后改为警务处)还负责对不遵守卫生规则者的监督和处罚，据统计，1929年违反者661起，1930年减至202起，1931年为205起，(14)到1932年以后的统计中，已无此项，也许是人们的卫生意识有所加强，违犯者较少，所以没有统计此项内容，笔者不得而知。
    法租界建立也比较早，其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机构与制度也很有特色。由于资料的限制，早期的情况不甚明了，据20世纪30年代的资料来看，法国工部局的行政职能主要集中于道路、卫生和警务方面。法租界董事会议决事项中有关公共环境卫生的内容包括，开辟道路及广场，修筑码头、堤埝、桥梁、水道，计划路线及制定广场、菜市、屠宰场、公墓等地区，生育保健事项和工务卫生规则等。市政管理局内设总务处、工务处、巡警局、卫生处和教育处5个局处，卫生处由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各一名和中西职员若干名组成，下设卫生股及清洁警察，并管理巴斯德化验所、妓女检治所及慈善施诊事务。卫生股的中国医师专门负责记录界内华人死亡率。巡警局的督察人员还负责辅助卫生处办理清洁事务。(15)
    日租界虽然建立较晚，但其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机构与制度和英法租界相比也毫不逊色。在1907年居留民团成立以前，日租界的公共环境卫生是由6名华人董事组成的通洁局通过征税管理的。居留民团成立以后，日租界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由该组织全权负责。1908年，日租界居留民团成立了卫生部，该部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生命统计、检查租界卫生、检验租界的供水、检查食物摊贩和市场、管理租界的火葬场并干预传染病病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保净部全面负责日租界的道路扫除及除雪、道路洒水、公共下水道的扫除及污水池的疏浚、私设下水道的扫除及污水汲取、垃圾的收集和粪便的处理。到1930年代，其组成人员除了管理人员以外，还包括道路清扫夫50名，垃圾收集夫48名(冬季另增8名)，下水道清洁工44名，便所扫除夫2名和粪夫60名。(16)此外，为了保证质量，还派巡捕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