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胡适初到美国的时候，对美国的政治组织、政党、选举团和整个选举系统，一无所知，但是，不久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国内辛亥革命的爆发、美国1911年总统选举都引起了胡适极大的兴趣。他参加了许多次政治集会。美国由一位工友主持大会，教授们直接参加讨论国家大事的民主精神，一般选民对选举的关心和对选举程序的熟练，都给胡适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胡适不仅对美国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同时也开始自觉地进行政治能力的训练。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美国人对中国新政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校园内外对有关中国问题的讲演都很欢迎。也就在这时，胡适开始了演讲生涯。此事促使他对过去几十年导致中国革命的背景和革命领袖人物的生平，认真地研究了一番，这也是促使他转学文科的一个原因。同时，胡适和留学的部分同学于1912年11月16日成立了“政治研究会”，研究世界政治。受当时竞选活动的影响，胡适发起于世界学生会餐堂内作“游戏投票”，选举美国总统，并把选举结果作成统计表，加以分析。这些活动都加深了胡适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理解。
    近代以来，中国不断遭受列强的侵略，如何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摆脱亡国的危机，是占据爱国知识分子头脑的首要问题。胡适留美的前4年尚无战事，但是列强对中国潜在的威胁并没有消除。 胡适由于很早就受老子“不争”，墨子“非攻”学说以及西方基督教影响，主张不抵抗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日本趁此机会，加紧对中国控制，构成对中国最直接的威胁，中日关系恶化。在对日态度上，胡适表现出一种软弱的态度，并在安吉尔和杜威的影响下，从不抵抗主义过渡到所谓新和平主义。
    安吉尔、杜威的理论是：两个力量如发生冲突，最后必然是相互抵消而形成浪费和无结果。他们在和平的名义下，呼吁全世界在休战状态下维持现状。胡适1914年10月听朋友谈到安吉尔的理论，当时尚认为是一面之辞。1915年，胡适开始阅读安吉尔、杜威政治方面的著作，并在参加国际政策讨论会时，结识了安吉尔。安吉尔、杜威的理论深深地打动了胡适，他决心主张不争主义，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安吉尔、杜威是出生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上等公民，他们固然是善良的人，同情弱者；但是，他们的理论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一面抑制新兴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德国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挑战，同时也反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像胡适这样来自半殖民地国家的人，居然服膺安吉尔、杜威的理论，不能不说是可叹的事情。
    1915年8月，日本侵占山东，随后又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 海内外华人皆极愤慨，留美学生纷纷集会抗议，在绮城的中国留学生集会，商议如何反对日本的办法。胡适未到会，留了一便条：“吾等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注：《胡适留学日记》，第569页。 ）以后又写文章，指责主张对日作战者是“发狂”。胡适的观点遭到他的朋友和同学们的强烈反对，留学生《月报》主笔邝煦坤批评他“木石心肠，不爱国”。
    胡适的这种对外方针，除了源自他的所谓不争主义外，也与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认识联系在一起。袁世凯窃取民国的政权后，大搞尊孔复古的活动。胡适指出袁世凯的“尊孔令”“有失误之处七事”，认为郊天祀孔法案是“舍本逐末”。由于对国内统治者的失望，同时又看不到广大人民的爱国力量，胡适对国防、抵抗等问题采取了一种漠然的态度，认为国防、军备都不是根本之计，“根本之计奈何？兴吾教育，开吾地藏，进吾文明，治吾内政：此对内之道也。对外则力持人道主义，以个人主义兼以国家名义力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一面极力提供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世界始可谓真进化，而吾国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此吾所以不惮烦而旦夕为人道主义之研究也。吾岂好为迂远之谈哉？吾不得已也。”（注：《胡适留学日记》，第492页。）后来， 胡适在写给国内朋友许怡荪的信中也说：“……适近来劝人，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顾虑。倘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致亡。倘其无之，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义，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庶几犹有虽亡而终存之一日耳。”（注：《胡适留学日记》，第832页。）在胡适看来，救国的根本之道就是要兴建图书馆， 办大学，改善教育，这是所谓求三年之艾计。当一个国家面临亡国危险的时候，固守这种见解，实不异于引东海之水救涸辙之鲋。说他“不爱国”，固然是偏激之辞；但是，说他迂阔还是恰当的。
    归国以后的胡适，基本坚持了上述观点，没有多大的变化。在国内政治方面，他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学生运动，这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软弱性在胡适身上的体现。
    四
    胡适成名以后，在关于中国思想和历史的论著中，常常表白自己是在提供运用新方法的范例。确实，方法论是胡适一生中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胡适到美国的第三年就写道：“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注：《胡适留学日记》，第167页。 ）这一认识应该说是深刻的。胡适留学的最后两三年中，研究讨论最多的问题有两个方法论和文学变革。胡适关于后一问题的思想是需要另有专文研究的题目。需要指出的是：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正是胡适进行文学变革的思想武器。
    1910年，胡适在北京参加留美考试期间，别人告诉他不可专读宋儒的著作，对汉唐诸儒的《十三经注疏》也应稍事涉猎。于是，胡适买了一套带到美国，并在闲暇时阅读。在汉、宋两派之间的差异面前，他困惑了，于是，从考订古文字真义入手，企图寻觅一个解决怀疑的方法，踏上了一条领悟方法的道路。1911年5月， 胡适写了《诗三百篇言字解》。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诗经》上所有“言”字的用法归纳在一起，对它们在不同辞句里的用法进行比较、印证，最后找到更近情理的解释。后来，胡适读到王引之研究虚字的著作，惊奇地发现他们用的方法是近似的，从而认识到中国国有的归纳比较方法，也是极其严谨和科学的，只是那些朴学大师缺少在不同语言中作比较文法研究的条件。在这一点上，胡适比起前辈人要幸运多了。正是在比较过程中，胡适发现并肯定了传统治学方法的价值，同时也指出了需要变革的地方。
    后来，胡适阅读了约翰·浦斯格教授为《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写的关于“版本学”的文章，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十分详细的摘要。浦氏的文章之所以对胡适别具吸引力，就是因为中、西治校勘学的方法有相同之处，“中西校勘学的殊途同归的研究方法，颇使我惊异，但是我也得承认，西方的校勘学所用的方法，实远比中国同类的方法更彻底、更科学化。”（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