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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的东方国家，都面临着民主改革的基本任务，故而社会启蒙思潮的内容也基本相同：都以西学为中心，并同爱国救亡、维新变革和宣传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理性原则有机结合起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把“文明开化”作为基本国策与“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并论，“求知识于世界”即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进程迅速推进。福泽谕吉由此投入日本的启蒙运动，并写下《劝学篇》，宣传自由、平等、独立、民权等学说。福泽谕吉曾说：“当时我是怀着一片热心，想在日本提倡洋学，一定要使日本变成一个西洋式的文明富强的国家，这种意图曾使庆应义塾（注：庆应义塾：1858年，福泽谕吉在江户奥平家开办私塾，1868年为扩大私塾购买马公馆，改为“庆应义塾”。福泽谕吉以此为阵地，从事教育，传播“西方文明”，为日本培养出许多著名的洋学者，成为明治时期资本主义的建设人才。）成为西洋文明的向导，宛如西洋文明的东道主。”（注：《福泽谕吉自传》，马斌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并说：“我们洋学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介绍西洋的实际情况，促使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文明开化的大门。”（注：《福泽谕吉自传》，马斌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反观近代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打击，严重地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根基。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搞的洋务运动，主观动机是自强，客观效果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这也冲击着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搬来西方的进化论，借“孔子”搞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要求设国会，行三权鼎立，废科举，设学校。这无疑是对封建官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张之洞在这场维新运动的初始阶段曾表示过某种程度的支持，如列名强学会，命令湖北各衙门订阅上海的《时务报》和湖南《湘学报》。当维新运动触及封建专制政体时，他就站到了维新派的对立面，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限制报纸的发行，并写下《劝学篇》，目的在于辟“邪说”。在《抱冰堂弟子记》中，他说：“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二十八、卷二十八。）为表明同康、梁决裂的立场，“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以谢天下耳”（注：《清流党》，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卷七，9-10页。）。 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作为他思想的总结。可见，福泽谕吉与张之洞的写作目的是不同的，产生的效果就不同。 二 接受儒家思想相同，但对儒家的继承和批评不同 福泽谕吉《劝学篇》开篇就反对门阀等级制度，宣传自由平等主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似石破天惊的名言。这就是“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人类作为万物之灵，本应依凭体力和脑力劳动取得天地间的一切物质，以满足衣食住行的需要，大家自由自在，互不妨碍地安乐度日”（注：见福泽谕吉《劝学篇》合订本序，1页、39页、7页、26页、33页、33页、52页、9页、19页、40页、3页、11页、1页、1页、2页。）。 在这里，福泽谕吉批判了儒学的名分思想，同时又继承了儒学“天”的观点，以“天”作为他宣传“天赋人权”论的正当依据。以儒家吸收“天之道理”，批判封建的名分思想和门阀制度，这同他的经历分不开。福泽谕吉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教育，曾读过《论语》、《孟子》，“《左传》共反反复复读过11遍……这样我便基本成为一个小小的汉学家了”（注：《福泽谕吉自传》，马斌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但由于福泽谕吉出身于日本封建社会末期的下级武士家庭，对封建门阀制度非常痛恨，他曾说：在幕府制度下，“每个藩士的身份都有严格的规定，上士是上士，下士是下士，这套牢固的封建秩序好象封在箱子里一样，其间丝毫不得通融。……人们当中尽管有智愚之别和贤与不肖之别，但上士蔑视下士的风气却在横行，我在少年时代就对这种风气感到极端不平”（注：《福泽谕吉自传》，马斌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明治维新前后，福泽谕吉在三次游历欧美接触了西方的平等自由思想后，便以“在野”精神为圭臬，拒绝政府的任官聘请，大力宣扬西学，大胆地批判维护封建门阀制度的儒学名分思想，认为它扼杀了人们的独立精神，又在政治上，造成权力偏重的专制制度，他说：“千百年来的古代社会，中日两国的学者都极力提倡上下贵贱名分之说，归根到底，无非是想把别人的灵魂移入我的身上。”（注：见福泽谕吉《劝学篇》合订本序，1页、39页、7页、26页、33页、33页、52页、9页、19页、40页、3页、11页、1页、1页、2页。）福泽谕吉一方面批判传统儒学的名分思想，另一方面从他的“人的出生是天之使然，而非由于人力”（注：见福泽谕吉《劝学篇》合订本序，1页、39页、7页、26页、33页、33页、52页、9页、19页、40页、3页、11页、1页、1页、2页。）， 即人们生而具有平等、自由等自然权利的终极依据在“天”，又反映出他对中国和日本儒学的“天”观念的继承。中国殷周时代和汉代的董仲舒把“天”视为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其命令被视为“天命”。江户时代的古学派儒者伊藤仁斋亦说：“天地万物之父母，以生生为德。”（注：《日本思想大系·伊藤仁斋·伊藤东涯》，岩波书店1980年版，245页。 ）中国的程朱理学认为“天者理也”。但这些传统儒学性格中的“天”、“天理”、“天性”等观点，非但没有成为福泽谕吉的儒学批判的思想障碍，反而成为他提倡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的依据，用以批判儒家的名分思想和它所维护的封建门阀制度和专制统治。 而张之洞的《劝学篇》也引用了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话，它的出于“天”的“道”，即是封建的不平等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种道德观念又被朱熹概括为“理”，是先于物质而存在的，人们必须遵守这个“理”以维系人心，维系君主制。张之洞认为“中学”即孔学，其核心是忠孝，又是政治的最高准则，清朝开国250多年便是靠这思想延续着寿命。 他说：“列圣继继绳绳，家法心法，相承无改，250年间，薄海臣民， 日游于高天厚地之中，长养涵濡，以有今日。”不仅如此，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也是靠这思想延续的，“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崇尚儒术，以教为政”（注：见张之洞《劝学篇》，教忠、守约、变法、会通、正权、序、序、循序、循序、同心、会通。）。张之洞极力宣传儒家的名分思想，同他本身的经历分不开。他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27岁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开始仕宦生涯，总计他一生中居翰苑18年，任巡抚3年，任总督23年，居大学士、军机大臣2年，一生平步青云，“宦术甚工”（注：转引自庄练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华书局1988年版，132页。）， 决不开罪掌握政权之最高权威。他说：“为疆吏，固犹是瞻恋九重之心；职限于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注：《到山西谢恩折》，《张文襄公全集》卷四。）所以当维新运动触及封建专制政体时，他大声疾呼：“儒术危矣。以言乎迩，我不可不鉴于日本，以言乎远，我不可不鉴于战国。”（注：见张之洞《劝学篇》，教忠、守约、变法、会通、正权、序、序、循序、循序、同心、会通。）并在内外篇里强调：“决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注：见张之洞《劝学篇》，教忠、守约、变法、会通、正权、序、序、循序、循序、同心、会通。）在变法中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注：见张之洞《劝学篇》，教忠、守约、变法、会通、正权、序、序、循序、循序、同心、会通。）这几段话完全说明了张之洞《劝学篇》“中学为体”的坚定性，也可看出“西学”不过是为了“体”不变而“用”之罢了的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