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同论民权、国家独立，但势如水火
    福泽谕吉的《劝学篇》把“天赋人权”学说应用于资产阶级国家理论，提出了社会契约论。指出：“政府是代表人民，按照人民的意志执行事务的，它的职责不外乎是制裁罪人和保护无罪的人，这就是执行人民的意志。”（注：见福泽谕吉《劝学篇》合订本序，1页、39页、7页、26页、33页、33页、52页、9页、19页、40页、3页、11页、1页、1页、2页。）他认为“政府”和“人民”之间已经订立了契约， 要求人民遵守国家法律。既然政府代表全体人民掌权，那么政府所做的事就是人民的事，人民也就必须服从政府的法令，这也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约束。而“所谓政府，就是承受了人民的委托，遵守约法，使全国人民无分贵贱上下，都能享受其权利，并须做到法制正确，奖惩严明和大公无私”（注：见福泽谕吉《劝学篇》合订本序，1页、39页、7页、26页、33页、33页、52页、9页、19页、40页、3页、11页、1页、1页、2页。）。 福泽谕吉还阐发了主权在民的思想，他说“全国人民不能人人执政，故订立这样的约法，即设立政府，委以国政，代表人民办理一切事务。可见民为邦本，人民就是主人，政府只是代表或经理”（注：见福泽谕吉《劝学篇》合订本序，1页、39页、7页、26页、33页、33页、52页、9页、19页、40页、3页、11页、1页、1页、2页。）。同时他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他说：“在亚洲国家，称国君为民之父母，称人民为臣子或赤子，称政府的工作为牧民之职，在中国有时称地方官为某州之牧。这个牧字，若照饲养兽类的意思解释，便是把一州的人民当牛马看待”（注：见福泽谕吉《劝学篇》合订本序，1页、39页、7页、26页、33页、33页、52页、9页、19页、40页、3页、11页、1页、1页、2页。）， “甚至幕府时代，把政府叫主上”（注：见福泽谕吉《劝学篇》合订本序，1页、39页、7页、26页、33页、33页、52页、9页、19页、40页、3页、11页、1页、1页、2页。），所以，“现在日本还只有政府， 而没有人民”（注：见福泽谕吉《劝学篇》合订本序，1页、39页、7页、26页、33页、33页、52页、9页、19页、40页、3页、11页、1页、1页、2页。 ），“追溯这种恶俗的起因，根本上是弄错了人类平等的大原则，把贫富强弱的现象形态用作为非的工具，致使政府倚仗富强势力来妨害人民的权利。因此一个人必须时时刻刻记住平等的原则，这是人间最要紧的事”（注：见福泽谕吉《劝学篇》合订本序，1页、39页、7页、26页、33页、33页、52页、9页、19页、40页、3页、11页、1页、1页、2页。）。福泽谕吉从平等原则出发，反对男尊女卑，提出男女平权思想。他说：“生为一个男人就是男人，生为一个女人就是女人，应当都是自由自在的。”“天下既不可一日无男，也不可一日无女，其功用确实相同。”（注：见福泽谕吉《劝学篇》合订本序，1页、39页、7页、26页、33页、33页、52页、9页、19页、40页、3页、11页、1页、1页、2页。 ）男女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同，家长对待自己的子女也是一律平等。福泽谕吉的男女平权思想无疑对封建的纲常思想产生巨大冲击，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解放妇女生产力的思想。
    明治开国初期，日本受西方列强的压迫，不平等条约仍然存在。福泽谕吉则从人与人的平等独立进而引申到国与国的平等独立。他说：“日本和西洋各国都存在于同一天地之间，被同一太阳照耀，观赏同一月亮，有着共同的海洋和空气。”“如果国家遭到侮辱，全体日本国民都应当拼着生命来战斗，以期不使国威失坠，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是国家的自由独立。至于象中国人那样，觉得除本国以外似乎没有别国存在，一见外国人就呼为夷狄，把他们看作四只脚的牲畜，贱视他们，厌恶他们，不计量自己的国力，而妄想驱逐他们，结果反为夷狄所窘。”（注：见福泽谕吉《劝学篇》合订本序，1页、39页、7页、26页、33页、33页、52页、9页、19页、40页、3页、11页、1页、1页、2页。）他认为， 欧美和亚非国家虽有富强和贫弱之别，但是现在有些国家想凭借富强之势欺负弱国，“则和大力士用腕力拧断病人的手腕一样，就国家的权利来说是不能允许的”。他号召日本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对西洋各国只须对讲理者建交，对不讲理者抗拒，则其力又何足惧？这就是个人独立和一国的道理。”（注：见福泽谕吉《劝学篇》合订本序，1页、39页、7页、26页、33页、33页、52页、9页、19页、40页、3页、11页、1页、1页、2页。）福泽谕吉反对弱肉强食的侵略和主张国家独立的思想， 对于刚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反对外来侵略，争取独立起了积极作用。而张之洞的《劝学篇》的观点却恰恰相反，极力攻击民权，大肆为清政府歌功颂德。他写《正权》的目的就是“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也”。并在《明纲》中强调：“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以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张之洞用封建的“三纲”来反对民权，反对男女平等和人格自由。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注：见张之洞《劝学篇》，教忠、守约、变法、会通、正权、序、序、循序、循序、同心、会通。）。因此他在《教忠》中强调：“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於我圣清者也。”并一一列举大清皇帝爱民仁政的实际内容15项，自轻徭薄赋以致减贡戒侈、慎刑、裁兵，凡可以证明大清皇帝勤政爱民，惠养黎元者，细大不遗。其目的正如他所说：“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注：见张之洞《劝学篇》，教忠、守约、变法、会通、正权、序、序、循序、循序、同心、会通。）为阐明反民权思想，他在《正权》中指出倡民权必引起祸乱，倡民权必削弱官权，必招亡国之祸，必引来“尽灭人类之灾”。倡民权必设议院，而中国不具备实行议会制的条件。张之洞认为中国士民愚昧，无法议论国家大事，能立公司开工厂办实业就行，何必有权。倡民权必办学校，但尽废官权之后，既“无进身之阶，又无讫廪之望”，如此办学有何益？至于练兵御侮是国家之事，人民不必插手，因此，兴办实业、商业、教育、军事等，还是君主制度好，不必设议会，立议员。“至于朝廷有大事，诏旨交廷臣会议，外吏令绅局公议。一省有大事，绅民得以公呈达于院司道府，也可联名公呈都察院。国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陈奏，可呈请代奏。这样，建议在下，裁择在上，庶乎收群策之益，而无沸羹之弊，何必袭议院之名哉。”张之洞也考察了西方议会制度，认为西方的议院是“发公论，达民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是译者错误将民情译为民权。而西方议会是“政府所令，议员得而驳之，议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张之洞把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官僚机构说得完美无缺，上下通畅无阻，其目的是反民权，反议会制，反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导致维新运动走向失败的思想根源。正如何启尖锐指出的：“终足以阻新政也，莫若《劝学篇》，莫若《劝学篇·正权》一首。”（注：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