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可知，1900年5月底至6月上中旬，义和团在京、津、保三角地带开展的、以击杀驱逐教士、教民和破坏铁路交通线为中心的斗争，成了义和团运动走向高潮的重要标志。
    为什么此时义和团民会众志成城地投入扒铁道、砍线杆，破坏交通线的斗争呢？这虽然与农民小生产落后愚昧的思想意识有关，也是义和团运动笼统排外的一种表现。但重要的是与当时的特定社会环境紧密相连。众所周知，在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直隶虽没有明确被某国划分为势力范围，但境内教堂林立，民教矛盾十分尖锐，也是列强各国关注和争夺的重点地区。特别是随着芦保铁路和津芦铁路的修筑，夺占了广大农民的大量土地、房屋和坟地，使不少农民流离失所。铁路修成后，原先从事旧式水、陆交通运输业的船民、纤夫及驿站人员等又往往被剥夺了生计。铁路、电讯受洋员操纵，所雇人员多为教民，这又引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和积怨。因此，他们把扒铁道、砍电杆看成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报仇雪恨的一种方式。义和团歌谣云：“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注：陈振江、程歙：《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可知他们是把破坏铁路、电线看成是斗争的一种手段。时人说：“保定铁路向归洋人经理，是时，义和团烧铁路、毁车站、坏电线，专与洋教为难，”也证明了这一点。（注：《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161页。）同时，他们破坏铁路、 电线也是为了自身生存发展和战争的需要。芦保线大沟义和团民王洛要，原先在北河当水手为生，自修成铁路后，他便失了业，“遂恨铁路欲拆之，……今倚拳势， 聚众谋不轨。”（注：《义和团》（一）第459、123、483、464、477、127-128、134页。）可见， 一些团民恨铁路实事出有因。
    还应注意的是， 直隶义和团是5月27日占踞涿州后才开始扒铁道、 砍电线杆的，这包含着阻止清军运兵镇压义和团和阻止洋人入侵的意义。因为铁路运输和电讯中断后，便会使掌握现代化交通、电讯工具的清政府和洋人一筹莫展，难以迅速调兵遣将，这大有利义和团的普及和发展。如天津义和团得知俄国哥萨克马队要乘火车进京时，便“故将天津铁路破坏，以阻俄兵来攻。”（注：《义和团》（一）第459、123、483、464、477、127-128、134页。）廊坊义和团也以拆铁道有效地阻止了西摩联军的进犯。英国领事贾礼士就感慨地说：“缺水和铁路不断遭到破坏，在很大的程度上延缓了海军部队的向前推进。”（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页。）其时，有清朝大吏上奏说：“此时铁路徒以资敌，团民拆毁，正可断其来路，似不必再行修筑。”（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169页。）可见， 从黎民百姓到清朝大吏都知晓拆铁道也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在相对安定的保定附近，由于铁路员工也在西关永宁寺迎师立坛，团民与铁路员工和睦相处“耦居无猜”，也就没有出现拆铁道的现象，使保定附近200里铁路安然无恙。因此， 那种过分渲染团民的落后与愚昧，说什么义和团破坏铁路是“仇恨新的生产方式”，从而“导致历史的反动与倒退”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此时义和团与清军发生的冲突呢？
    首先，义和团民之所以敢于同清朝的精锐部队分庭抗礼，是因为本身不断壮大和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义和团虽然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而分散各地，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们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在团人等聚众之时，每有附近村庄纷纷附和，各处皆然。”杨慕时上书聂士成说，团民“无处不有，穿起衣巾则为匪，脱去衣巾则为民”，仅松林店一地，“论者谓其党二三千，实则倡首二三千，附和者且一二万也。”（注：《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义和团》（四）第337、339、134页。）正因为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庇护，使清军疲于奔命， 剿不胜剿、防不胜防。
    其次，义和团占踞涿州和在京、津、保三角地带抗击清军的斗争，展示了义和团运动的强大威力，迫使清廷对义和团刮目相看。清廷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等到涿州一带视察劝慰，使清廷真正感到义和团“诛不胜诛”。事实证明，清廷不是不想镇压义和团，而是处于剿抚两难之中，感到难以镇压下去。因而清廷不仅申斥了亲自出马护路镇压义和团的聂士成，而且还将其下属邢长春、杨慕时所部调离芦保沿线回天津。这说明义和团抗击清军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6月16日，邢长春、杨慕时灰溜溜地率部由安肃、 容城、雄县、霸州回天津。虽然事先托熟人与义和团打过招呼，力求做到两不相扰。但当清军到雄县后，遭义和团四面兜逼，清军且战且走，到了霸州，又遭大股义和团袭击，杨慕时本人也几乎为义和团所擒。从邢、杨率部返津的遭遇可以看出，直隶中部地区之所以成为义和团运动高潮的中心地区，一是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二是义和团敢于公开抗击清军，并在战斗中壮大了自己的声势，也敢于同八国联军进行面对面的搏斗。最终成为清政府招团御侮的重要方面军。
    二、从农村涌向城市与城市的无政府状态
    义和团运动高潮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大批团民向城市进军，特别是涌入京、津、保等中心城市，大大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使城市陷于无政府状态。
    自1900年5月27日义和团占据涿州成功的消息传开后， 各地团民纷纷向城市进军。6月9日，义和团占领深州。10日，义和团入通州，焚烧邮电局和外国教堂。12日，静海县城为义和团所占据。此间，义和团已聚集在离唐山50里的大梯地方，准备兜围唐山，主要目标是焚毁唐山制造厂。至15日，开平矿务局内“办事各人，均已散去。此外有无数粤人，亦均走散。”（注：《义和团》（一）第459、123、483、464、 477、127-128、134页。）同时，张家口邮局被焚， 古北口电杆被拆毁，势将入城，河间府数处教堂为义和团所焚烧，沧州“城厢内外三四千拳民，栏流设卡，搜索行舟， 商旅裹足。 ”（注：《义和团》（一）第459、123、483、464、477、127-128、134页。）至6月中旬， 直隶省及顺天府已有相当一部分州县为义和团所占据或成为义和团活动之区，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和向城市进军的局面。
    义和团进军的重点是京、津、保等洋人聚居的中心城市。直隶省城保定，自5月底已有团民在城内纵火焚烧。6月上旬盛传有大股义和团来扑省城，并焚烧教堂、捕杀教士。城中洋人惶惶不可终日，先是藩、臬二司饬令在城中租房一处，将洋人集中起来，以便保护；继而又派兵护送驻保的教士及法国、比利时等国的铁路工程技术人员数十人逃往天津。他们行至任邱境内时，又遭义和团截击，死伤数人。至6月15日， 保定的电线也为义和团所割断。其时，城中团民充斥，扬言某日举事烧天主堂，并杀三名大员：一为直隶布政使廷杰，二为直隶督标中军副将张士翰，三为莲池书院主讲吴挚甫（汝纶）；还声称将有万名义和团赴京勤王，须经保定南门穿城而过，以耀神威。（注：《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310页。）为此， 在保定的各大员均存慄慄危惧之心。布政使廷杰募马队百名列衙署前自卫，并募保定四街水社近千名壮丁协助守城。尽管如此，省城团民仍然“纷纷立厂，不数日增至十余团”，北关基督教长老会教堂、南关公理会等教堂仍然被焚，“教士、教民数十百人焚杀净尽，无一脱者”，以致形成了“城内拳匪公杀教民，官不敢问”的无政府状态。（注：《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310页。）接着， 布政使廷杰因主剿义和团而被解职，以按察使廷雍代之。莲池书院主讲吴挚甫逃往深州避难，保定在一定程度上已处于团民的控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