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挂号注册与“全民皆团”
    团民的纷纷进城与清廷的宣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面对京畿一带村村铺团、庄庄练拳的热潮，面对打着“扶清灭洋”大旗、自备资斧源源进京的“朝廷赤子”，慈禧太后与其说是害怕，倒不如说是陶醉了。6月16日，她发布上谕，责令刚毅、董福祥， 将义和团中“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5-146页。）这已经发出了宣战的先声。接着慈禧太后又相继收到列强要她归政的假“照会”及大沽炮台失陷的消息。6月21日， 她终于发布了招团宣战的上谕。慈禧太后宣战的重要资本就是招募团民成军。她之所以为义和团所陶醉，一是迷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二是误以为只有招团宣战才能“团结民心”。正如她发布的宣战上谕所说：“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可见， 清廷之所以敢于宣战主要是想借重义和团的力量。
    清廷宣战后，下诏令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提督义和团，并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办理。载勋等人督率义和团的主要措施，其一是褒团民为义民，奖给银10万两，发粳米200 石给团民食用，在虎坊桥湖广会馆设点发米。对于京外直隶团民，清廷发内帑10万两，交给直隶总督裕禄，发给团民，以示奖励。其二是“在庄王府设立总坛，聚众至三四千人，倾公帑赡养之。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王府报名注册。”（注：《驴背集》，《义和团》（二）第487页。）所谓“报名注册”，也称“挂号”。洪寿山《时事志略》云：“在庄王府设坛挂号，……已挂号者，名官团，则书‘奉旨义和团’字样；而未挂号者，为私团，则无‘奉旨’字样。”团民挂号后，分配一定的守城或巡查任务，每人每日可领官钱1600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到庄王府挂号者就有“数百万名。”（注：《义和团》（一）第90-91页。）此数未免有所夸大，但人数之多是毋庸置疑的。除了主动到庄王府挂号者外，庄王还派人持令旗到京外各州县招兵买马。仓场侍郎刘思溥也曾奉旨招文安、通州、武清义和团到天津助战。这些均属“奉旨”之列。其三是悬赏杀洋人。庄王载勋曾出告示：“募能杀洋人者，杀一男夷赏银五十两，女夷四十两，稚夷二十两。”（注：《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42页。）这种不分良莠、不辨长幼一概捕杀之法，断非明智之举，却是自身愚昧之曝光。
    上行下效。在团民赴京到庄王府“挂号”的示范下，直隶各地也竞相效尤，纷纷到所在州县“挂号”。1900年7月16日， 保定府属之“象盖、田堠、大田、西城、萧家庄，共八村新铺之团，进城至县署挂号并拜团。”（注：《义和团》（一）第462页。）所谓“拜团”， 即各坛口首领及团民互相结拜、打相识。管鹤《拳匪闻见录》云：“拳党互相结拜，名曰‘拜团’”。通过拜团，便可做到一方有信，八方支援。直隶布政使廷雍曾札饬各州县，令团民到当地衙署“挂号”或印刷“印票”发给团民，以作凭证。永清知县高绍陈说，他奉廷雍等上宪命令，印刷“印票”，“县属义和拳每人发给一张，以分别真伪者。县署现存有卷，可以稽查。”（注：《义和团》（一）第423页。）此外， 省府还饬令各州县“酌察情形，将拳民编成乡团，择立团首，约束拳众，并将拳首善为羁縻，给与功牌，听官调度。”此类团民称为官团，州县“按团点验，酌量犒赏，造具花名清册。”（注：《榆关纪事》光绪三十年石印本，第25页。）清政府想将义和团归入其统辖和调度之中。
    然而，政府往往不能如愿。那些已挂号或领取印票或被编为乡团的团民，并不甘心受官府的约束调遣。各地地方官对拳民不肯受抚、“桀骜相竞”束手无策，直隶提督吕本元感叹说：“拳匪骄抗不驯，官诚无法制也。”（注：《义和团》（一）第423页。）可见， 即使是到官府挂号注册的团民，也往往徒有“奉旨”之名，而无“奉旨”之实。
    在运动洪流的影响和部分政府官员的倡率下，社会各阶层参加义和团已成为时髦。端王载漪在邸中设坛，朝夕虔拜，刚毅、载澜改穿义和团装束，徐桐、崇绮笃信有加。清廷中央各部也令义和团守护衙门，而京师“朝贵宗奉者十之七八。”（注：罗惇曧：《庚子国变记》，《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76页。）连宫中太监、 卫士和清军也纷纷加入义和团。甘军统帅董福祥与京师地区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为义兄弟，甘军中练义和团者有500余人。 （注：《义和团》（一）第190页。）荣禄说：“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 满汉各营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注：《荣禄集》，《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4期。）这大体反映了实际情况。
    政府官员及军队既然如此，士绅及一般市民百姓更竞相趋附效尤。一些士绅富户也多没坛，自称坛主，多为保护门庭而壮家声。下层社会的“仆隶厮圉，皆入义和团，主人不敢慢，或更借其保护。”就连车夫小工，也弃业从之。”（注：罗惇曧：《庚子国变记》，《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78页。）男人组织义和团、 妇女加入红灯照、蓝灯照，甚至乞丐也组织沙锅罩为之助威呐喊，使社会上（特别是京、津等城市）出现了几乎是“全民皆团”的景象。
    但必须说明，这种“全民皆团”又非全民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其情形相当复杂。由于义和团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无须批准，人人均可请师设坛，这给了投机者可乘之机，使得当时官团、私团，良莠难分，真团、假团也虚实难辨。如天津有“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 ”（注：《天津一月记》， 《义和团》（二）第144页。）更有“土棍”自充拳民四出骚扰， 张德成就声言“天津假团太多，特来查拿。”（注：《义和团》（一）第459、123、483、464、477、127-128、134页。）易州游民张玉山假扮义和团民，去诈取紫荆关富户张芝华家的财物。（注：《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义和团》（四）第337、339、134页。 ）也有教民假扮义和团四出活动寻仇杀团民。如总理衙门文案左某就说，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 第79页。）还有清军假扮义和团抢掠者，如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不少士兵就认为，不如仿效义和团，既可掠取财物，又得义民之称，于是有五营士兵变，沿途抢掠百姓财物。（注：《天津一月记》，《义和团》（二）第145页。）
    由此可见，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怀着各种不同目的的人纷纷投身运动的洪流之中，其中不乏打着义和团旗号去干种种不轨行为或营私勾当者，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并陷于无政府状，而且导引了群众之间的互斗，造成了严重的内耗。这样，义和团的组织便严重不纯乃至产生了异化，表面上“全民皆团”轰轰烈烈，实际上鱼龙混杂、一盘散沙，民众之中相互仇杀现象层出不穷。这大大削弱了抵抗外国侵略的力量，也使这场战争没有成为真正完整意义上的民族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