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是洋人聚居较多的城市，也是义和团奔涌去抗击八国联军的重点城市和前哨阵地。1900年6月上中旬， 天津东北角三义庙王志和树义和团旗，设坛聚众，无业游民纷纷投奔。数天内，城内外立坛三四十处，每处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其时，安次县义和团首领杨寿臣率数百团民入天津，也在三义庙设总坛口，揭开了外州县团民大批进天津城的序幕。（注：《天津一月记》，《义和团》（二）第141页；《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2页。）接着，著名义和团首领曹福田率静海、盐山、庆云等地乾字团团众数千人进入天津，在城西吕祖堂设立总坛口，又于城厢内外设立坛口十余处，直隶总督裕禄送给他一支可以便宜行事的令箭。继而，霸州、雄县、文安等地义和团民在王成德（王德成）的率领下进入天津，在大佛寺设立总坛口，城厢内外设坛口数处。王成德也受到了直督裕禄的接见。6月下旬， 由著名首领张德成率领的“天下第一团”（坎字团）五千余人从独流抵达天津，在北门里小宜门内设总坛口，并相继在城厢内外设立20个坛口。张德成抵天津时，裕禄命所乘舆迎接，并在督署设宴招待，将张德成引为上座。此外，天津以东遵化州、永平府一带也有许多团民涌入天津。
    义和团进入天津后，开展了多种“灭洋”斗争。他们焚烧城内外教堂、拆毁榆芦铁路、砍电线杆，捣毁官方各级衙署乃至在衙署设立拳场，释放被监押的犯人，等等。据其时《中国旬报》等称，义和团于6 月14日至16日之间，“焚教堂，拆榆芦路、毁关、县两署，释监押犯，道、运署皆设拳场”；义和团“入官电局捣毁一空，沿街电杆皆砍断，招乞丐使负去”，义和团还公然“在道、府、县大堂设坛。”（注：《义和团时期报刊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43页；《义和团》（二）第142-143页。）自6月中旬起， 天津汇丰银行及其他各行号一律罢市，招商局除米粮外，其他各种货物一律停运，寄往北京的信件停收，电话也已不通，连老龙头火车站也遭火焚。天津城内的江苏、浙江等会馆，已为义和团所占据，连门窗家俱也被作为炊薪之用。直督裕禄命候补道谭文焕办理义和团粮台事宜，设法供张支应。其时，天津的局势几为义和团所左右。英国领事贾礼士6月15 日发出的信中说：“天津城已实际掌握在义和拳和暴徒们手中，他们焚毁了礼拜堂，并且在街上强迫中国官员们下轿。”（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页。）天津的地方官已完全丧失了昔日的威风。随着外国侵略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和进逼天津，天津城已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殷实之家相继迁往外地，各学堂的学生纷纷弃学回家，天津码头堆放之洋货杂物被抢夺一空，连直督裕禄在天津的行馆也有人纵火。这些都表明，天津已陷入了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大批义和团民涌入北京，把义和团运动推向了颠峰。清廷派刚毅等人前往涿州视察，刚毅复奏说，义和团“蚩蚩之众，诛不胜诛，……断无轻于用剿之理。”（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7-138页。）慈禧太后受刚毅、载漪等人的煽惑，便倾向招抚义和团。于是清廷为团民进京城开了绿灯。
    义和团大批进入北京是从6月中旬开始的。 据津海关税务司杜德维函称：“自6月10日到17日的一周内，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大队于13 日自崇文门入城，先后焚毁教堂数处，并屠杀中国教徒多人。”（注：《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4页。）这些进京的团民，大多来自直隶中部地区和顺天府各属。胡思敬说：“五六月间，京师贼势盛时，其来自京东者，曰武清团、香河团；来自京南者，曰固安团、永清团。或竖旗曰某庄村、某镇集，金鼓喧阗，如乡社赛神之状，殆不可以数纪。”（注：《驴背集》，《义和团》（二）第504页。 ）据《庚子纪事》载，自6月11日起，外来团民纷纷进城， “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至18日，团民进京城达到高潮，“不分昼夜，鱼贯而来，……通衢大街，尽是大兵，团民滔滔而行”，到清廷发布宣战上谕时，外州县进京团民“约有十余万人”。（注：均见仲芳氏：《庚子纪事》第12-14页。）
    为什么大批团民会不约而同地涌入城市呢？
    其一是寻找新的斗争目标。义和团一开始就以焚烧教堂、逐杀教士为主要斗争目标。各地义和团普遍发展起来后，分散在各州县、村镇的教堂大多被焚，传教士被杀的杀、逃的逃，各州县乡村似乎很难找到斗争对象。而中心城市则为洋人聚居之地，且有洋行及与“洋”有关的各种机构和设施，团民就自然而然地涌入城市去寻找斗争目标。如进京的团民在数天内就将城内两翼地面及城外五城地面的所有教堂焚烧殆尽。团民们又放火烧了大栅栏老德记药房及京师电报局等。他们还围攻了东交民巷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正是这些斗争，才使义和团运动达到了高潮的颠峰。
    其二是进城谋生，具有明显的经济目的。庚子年直隶奇旱，庄稼失收，农民无以为生，便纷纷进城觅食。加上“乡农见村人从匪归者，虏略（掠）教民财产，所获甚丰，”因而“皆弃农业为之。”（注：《驴背集》，《义和团》（二）第504页。）他们进城后，除了焚教堂、 劫洋行取得财物外，还可以“勒捐”富户，让殷实之家捐资助饷。这种情况在顺直地区很常见。李鸿章曾奏称：“查顺直地方，自本年五月拳匪倡乱以来，每勒有力之家捐助钱米，稍不遂欲，辄加以二毛之名，任意烧杀，官司不敢过问。”（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292页。）这说明糊口谋生也是团民进城的目的之一。
    其三，清廷宣战后发粮米赏给团民，统带义和团的庄王又常派人持令旗至京外各州县招团民进京助战。如庄王曾派人持其令旗一面，“赴京南一带，招拳民之技艺精熟者三千人速赴京听调”，此次仅新城、定兴一带随令旗“赴京者近万人。”（注：《义和团》（一）第459、123、483、464、477、127-128、134页。）可见，庄王府派人赴京外招团又对团民进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量团民涌进城市，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洪流，不仅打乱了城市的现行社会秩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城市的局势。翰林院编修黄曾源目睹北京的情况深有感触地说：“自五月（农历）以来，生杀予夺皆在团，团曰可，不敢否；团曰否，不敢可；民权之说，吾于义和团见之矣。”（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28页。）他把当时的情况看成是民权说之实行，显然是错误的。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义和团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城市的局势和京城的无政府状况。
    综上所述可见，团民从农村涌入城市是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进城后开展的各种“灭洋”斗争，大大打乱了城市原有的运行秩序，使城市陷入无政府状态。这种奇特现象一方面成为义和团运动高潮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又成为慈禧太后决策对外宣战的重要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