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谈》主要刊载诗歌、散文、随笔、学术论文等，史学论文也有相当数量。正如伪《申报年鉴》所介绍的：《风雨谈》是一份“综合性的文艺期刊”[14]。由于柳雨生与华北沦陷区一些作家交厚，使得该刊不仅有上海作家的作品，还吸引了身处北京的周作人、沈启无等人前来投稿，当时的“南北名作家均有作品刊载”[15]其上，为这份文艺刊物扩大了社会影响。
    《古今》创刊于1942年3月，终刊于1944年10月，共出57期。《古今》主办者朱朴在办刊之前曾担任过汪伪交通部政务次长、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刊物在12期以前由李世群掌管的“国民新闻社”印刷发行，并向“该社自李社长(世群)以下诸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16]；周佛海也以个人名义捐资赞助《古今》，为其提供经费来源[17]，这一切都使《古今》具有不名誉的背景。
    《古今》内容偏重于文史，涉及题材广泛，所刊载的文章既有自传式作品，如周佛海的《往矣集》、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也有历史考证和文史掌故，如《四库琐话》[18]、《〈水浒传〉作者考》[19]等。《古今》的作家群既有上海文人，也有华北作家，更有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梁鸿志等汪伪党政要员。《古今》“就作者身份之‘显赫’和散布沦陷区各主要都市的情况而言，非仅就上海，就是在当时日伪整个统治区中，再没有别的刊物可与之比肩”[20]。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一些爱国文人皆耻与为伍，不愿向其投稿。《古今》的创办经历使其无法摆脱汪伪的政治影响，多多少少带有“和平刊物”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其间刊发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史料，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乃至全国都是一份有影响力的文史刊物。
    以上是上海沦陷时期刊发亲日史学相对较多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刊物，实际数量当然不止于此，因篇幅有限，不一一详说。需要指出的是，前述提到的日伪刊物上刊载的并非全是汉奸言论，其中也偶有弘扬民族气节、委婉表达爱国热情的作品，这些作者如何冲破日伪的宣传统治藩篱不得而知，但其中反映出的抗日与亲日思想之间的斗争不可忽视。
    二、一群“研究者”
    从1937年12月到1945年8月，上海历届傀儡政府为配合日军的统治需要，通过查封报馆、取缔刊物、审查内容、引导舆论等手段，全面取缔上海华界反日爱国言论的发布渠道。然而，在大规模的压制抗日言论之后，一些报刊或出现空窗或干脆停刊。为了防止上海的文化界过于萧条，更为以后能有力地宣传亲日思想，日伪当局必然要新建舆论阵地，并拉拢、收买文化界人士。
    负责汪伪宣传工作的林柏生尤其重视上海，他明确指出汪伪在上海办的机关报《中华日报》是“对于中央诸领袖的言论与施政记载特详，社论及星期评论，足以代表中枢及宣传部的见解”的[21]。而上海的《中华月报》则是“以《中华日报》的培育而以互为表里的形式出现在这个黑暗的舆论界”，它可以长篇大论的“清理”革命理论，“分析”时局问题，“瞭望”国际大势，可以更有力地配合汪精卫集团的政治宣传活动[22]。在汪伪势力的威慑之下，复刊后的《中华月报》组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编辑委员会，其作家群更为庞大，被冠以“本报特约撰述”人的就有56位之多，这个规模空前的编委和作者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南北沦陷区的文化名流[23]。其实，这些人背景各异，并非都是亲日派，也并非都是心甘情愿地为伪政权服务，其中不乏受到伪政权威吓、利诱、欺骗之后被强拉起来装点门面的，我们不能一概地加以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日伪当局费尽心力主办和资助各类亲日刊物之时，一批伪政权的政客和御用文人，已经自觉跳出来为日伪政策奔走呼号、摇旗呐喊了。曾担任过汪伪政府宣传部编审司司长、伪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伪南京大学史学系的教授杨鸿烈就是其中之一。杨鸿烈早年学习历史，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回国后长期致力于法制史研究，他在附逆之前已经出版过多部有影响力的法制史专著。杨作为学界专家，在抗战时期本应利用所学为国家民族服务，可惜的是，他选择投靠傀儡政府，担任伪职，并写下了一些明显美化侵略者、歌颂日伪政策的文章。其他还有如曾担任汪伪监察院院长的梁鸿志，担任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秘书厅厅长、伪北京大学代理总监督的瞿兑之，主持伪太平出版公司业务并在文学界颇为活跃的柳雨生、陶亢德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写过宣传“大东亚文学”、谄媚日本的文章。此外，还有大量以化名和笔名如“点元”、“齐宣”、“津渔”、“奇梵”等写作的亲日史学作品出现。作为沦陷区统治者的传声筒，完全可以用真名实姓大摇大摆的来写作，但这些化名作者却刻意影藏身份，其目的无非有两个：第一是考虑到躲在幕后可以更好地替主人发言，怕因身份暴露后引起爱国民众的反感，不利于宣传；第二则是有人可能预料到自己所写的文章将来会受后人唾骂，因此故意用化名。总之，不论真名也好，化名也好，这些人的学识没有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反而成为其捞取政治资本的进身阶，其作品也往往为了迎合日伪的需要而空喊口号，歪曲历史，质量不高。
    三、三个基本论调
    通过日伪当局和亲日文人的共同“努力”，上海的亲日舆论以各种方式逐渐出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就亲日史学而言，文章数量虽多，但其中心思想主要集中在三个基本论调上，以下分别选取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加以分析。
    (一)“反战”论调
    自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起，至1940年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前后，是上海各级伪政权频繁更替的时期，初称“大道政府”，后改“督办上海公署”，最后成为汪伪南京国民政府特别市的市政府。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在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企图以战逼降。在这种政治军事环境下，沦陷区一部分民众由恐惧战争、害怕失败，进而产生观望甚至苟安的心理。日伪当局为配合前线侵华战争的需要，借机利用民众害怕失败的心理，在沦陷区以反战、爱国的名义展开了较早一轮的宣传攻势。日伪文人也首先将讨论的主题定在了为“战必亡”、“和为上”的投降思想寻找历史依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