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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上海亲日史学研究(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国社会科学网 符静 参加讨论

(三)研究论调
    1940年到1943年,是华中各级伪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也是汪伪南京政府政治统治日趋强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在亲日史学中除了像前述那些明目张胆地为侵略者张目的文章依然层出不穷之外,一批看似与现实无关、实则委婉地为日伪当局服务的历史文章也悄然出现。这些“研究”文章大多篇幅较长,史料丰富,论证有力,更具学术性,也更具迷惑性。
    1941年2月在《更生》上连载的《一个典型的政治家——郑子产》一文,表面上是研究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如何在“强邻环伺、国难当头”的时候制定国家政策,实际上却是处处在影射现实。例如作者大力歌颂郑子产“不御寇”的主张,认为正是子产不主张对外兴兵,不“徒逞一时之快”,而积极致力于解决内政问题,才获得了“全盘的和平”,这其实正迎合了汪伪联日反共的思想[33]。又如作者赞扬子产的军事手段高明,说他“善于用兵”,且很注意“对于战败国战后秩序的维持”,这其实是在美化日伪侵略者,暗示日本为维持“战后秩序”而建立的伪政权是合理合法的[34]。
    在1941年8月刊登的《清代的户籍与保甲》一文中,作者在比较了明清两代的户籍和保甲制度后总结道:“保甲制之本身,含着必得任用奸滑之徒的因素,自然流弊丛生,无法遏止——除非根本不要保甲制,所以说:保甲制不是圆满的地方制度”。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正是汪精卫集团筹划清乡运动之际,文章大谈明清保甲制度的流弊,容易让读者以为作者是在暗中反对日伪的保甲和清乡。恰恰相反,文中的一句点睛之笔揭露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保甲之制……不如现行警察制的十分之一”[35]。作者不赞成保甲制是因为他认为警察制能更有效地管理地方,两种方案殊途同归,都是为日伪政府服务。
    1943年,杨鸿烈在《东方文化》和《古今》上先后发表了《中国驻外使馆制度的总检讨》和《中国设置驻意使馆的经过》两篇学术长文。《中国驻外使馆制度的总检讨》一文以晚清驻外使馆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外交史实,检讨其中存在的问题,灌输新的外交思想,作为近代外交史的研究成果,其学术价值不可忽视。但这样一篇严谨的学术文章却用来为日伪当局提供借鉴,成为“改进我国(笔者注:汪伪政府)外务行政效率的参考”[36],不能不让人感到惋惜。而《中国设置驻意使馆的经过》[37]一文的情况也大体类似,作者用大量史料论述了中国自晚清以来设置驻意大利使馆的历史,却在文后试图从法制史的角度承认汪伪政府的外交合法地位,使学术论文沾上了亲日色彩。
    此外,还有如1944年4月《中华月报》上刊登的《老庄典籍东渡考》,是一篇考察中国传统思想如何进入日本并影响日本文化的学术论文。作者查阅了许多中文、日文资料并有规范的注释,对我们了解日本传承中国道家思想的历史有所帮助。但作者选题和写作却并非如此简单,在他看来,“老庄典籍之东渡,是为中日两大民族‘文化交通史’上值得大书的事实,际此‘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之一‘文化沟通’高呼入云的时候,提出这一个问题来‘考证’一番,大概不能说是一件‘多余之举’吧?”[38]从这篇文章中,不难看到作者为沟通“中日文化”和宣传“东亚联盟”所做的努力。 
    四、结论
    抗战时期上海的亲日史学是日伪当局有目的、有计划扶植起来的“官方史学”,充分体现了日伪当局在不同时段的不同统治要求。伪统治者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地位,压制反日言论,大办亲日刊物,并通过收买、恐吓等方式收罗了一批亲日史学家为己所用,在幕后策划和炮制了各类汉奸言论。其中既有借史论今,旗帜鲜明地为日伪政策奔走呼号的;也有以研究历史问题为名,委婉为统治者服务的;还有一些作品虽未涉及亲日内容,却也被强拉上场装点门面的,这些文章都成为了日伪当局文化宣传的工具。
    上海沦陷时期的亲日史学常常对历史采取不负责任的实用主义态度,严重影响了史学研究的准确性。由于亲日史学带有强烈的政治实用性,其中重复选题、人云亦云和喊口号的文章较多。即便是学术研究,因作者带着为伪政权服务的目的,在研究过程中难免断章取义,影响了结论的准确性。当然,我们也应当指出,亲日史学家选取的某些题材,比如评论历史上某些战争的负面影响、质疑对一些历史人物是否汉奸的评价等等,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并不是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然而,这些讨论如果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自然无可厚非,可研究者在全民族艰苦抗战的关头,为宣传亲日舆论而随意歪曲、影射、比附历史,这样的分析自然难以得出准确的结论。上海沦陷时期的亲日史学也最终随着日伪政权的垮台而告覆灭。
    【作者简介】
    符静,女,湖南花垣人,博士,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注释:
    ①十年来国内外关于抗战时期史学学术研究的成果不多,且基本上都集中在抗日爱国史学方面,主要有田亮的专著《抗战时期史学研究》,洪认清的《论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和黄静的《抗战时期史学流派研究:1931—1945》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以及杜学霞的硕士学位论文《抗战史学研究》等。目前对亲日史学,尤其是沦陷区的亲日史学研究仍很缺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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