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更生》周刊打着检讨历史文献错误以教育广大青年学生的旗号，开辟了一个《古文检讨》的新栏目，其中一篇文章就是讨论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作者对于《后出师表》中“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一句话表示了否定，并明确指出：“倘使伐与不伐，可决定同是一亡，结果劳师丧民的伐，有什么价值?……凡是不能成功以及没有任何利益的任何名正言顺的计划，都是不应该随便决定的。”作者还提出检讨历史的标准应该以“人类相爱的标准”、以“博爱”的标准为依据。言下之意，既然抗战必败，那么民众就应该放弃抵抗以保性命，至于国家兴亡倒并不重要[24]。
    1939年6月，《更生》又刊出一组题为《观海楼读史稿》的系列文章，其中《论晋魏绛宋秦桧之贤奸》一文，表面论的是春秋时期晋国魏绛和宋代秦桧的“贤奸”问题，实际说的仍是当时在日本侵略下，中国所面临的“和”、“战”选择问题。作者认为衡量历史人物“贤奸”的标准是“在心不在迹”，所以秦桧的大罪不在于与金人“议和”，而在于他因“阴谋狡毒，忌贤害能”的低劣品质被清流所抨击，导致后人不敢提“议和”，这才是真正的大罪[25]。
    还有1942年在《政治月刊》上刊出的洋洋万言的《求己录论和战》。这篇文章刊出之时虽已过了“和”、“战”讨论的高潮期，但却是前期“和”、“战”之辩的集大成者。作者将历史上从春秋战国到清末的诸多征战一一加以评论，不但对此前的“和”、“战”之辩做了一个完整的总结，且将“抗战必败论”推向了极致。例如文章认为西汉抗击匈奴的战争完全起自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耗空国库，拖累人民，可谓是“屡次出师，得不偿失”，使西汉走上了衰亡之路。作者旁征博引，使这个观点看起来有理有据。然而，我们客观地回顾历史就能看到：军事出击源于匈奴对西汉民众生命财产的虏掠和破坏，虽然因军事损耗增加了国家的负担，但出击换来了北方地区的安宁。又如作者在谈到晚清天津条约时，以推崇的口吻说：“晚清曾文正公主持天津和议，不惜以身负谤，拌声名以顾大局，虽清议不暇惜，虽文人传世之笔亦不暇避，必有如此魄力，始能言和。”晚清政府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损害国家利益，签约个人固然不能为此负全责，但签下这样的“和议”也绝难在历史上定位为爱国行为。作者在此却非要抬高求和者的地位，把他们描绘成替国家大局着想，不惜抛下个人荣辱的民族英雄。《求己录论和战》一文如此卖力地论证过去历次战争的错误，强调求和的好处，甚至把中国当前的抗战说成是“求战”而非“应战”，将中日矛盾淡化为“疆场小耻”而非“骨肉之仇”，其目的就是想抹煞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为各色汉奸顺利投敌作铺垫。作者不论是非，不看情况，对历史上的对外战争一概持否定态度，认为议和才能不伤国体，战争则是好大喜功，显然成为汉奸集团的说词[26]。
    (二)合作论调
    1940年3月，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日伪倡导的“和”、“战”之辩有了初步的结果，接下来就是探讨怎样“和”的问题了。从1942年起，亲日史学逐渐转向为中日“联合”寻找历史依据。
    1942年11月发表的《连日兴亚的先觉者黄遵宪》一文，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为把黄遵宪塑造成历史上“提倡联络日本复兴东亚的先知先觉者”，就从黄的著作《日本国志》和诗歌入手，因在其中找到“兴亚”两个字，就断章取义地下结论道：“按一般少见多怪的人，以为‘兴亚’两字乃是‘卢沟桥事变’以后，为日本方面所‘杜撰’的，其实黄诗人在光绪八年即首先铸造这个名词，后来到了民国二年国父孙中山先生为日本内田良平撰墓志铭亦用过‘兴亚’二字，可见现在大家都是犯了‘数典忘祖’的弊病”[27]。其实，作者对中国“现在大家都犯了‘数典忘祖’的弊病”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倒是他自己为了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有意曲解历史。首先，黄遵宪固然是中国“介绍日本”、“研究日本”的“先知先觉”者，但介绍和研究日本，是为了解日本、学习日本，并无“联日”之意，更未提出“联日”口号。即如力图从黄遵宪的著述中证明确有其事的作者本人，也未能在自己的上述文章中提出这一口号。其次，如该文所指出，黄遵宪乃至孙中山的确都提出、使用过“兴亚”这个口号，但是他们提出、使用这个口号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目标，均与作者所比附的日伪统治时期完全不同，黄遵宪是在晚清，孙中山是在民国初年，他们倡言“兴亚”，均以彼此平等互惠为基础，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条件，以谋求国家自强和发展为目标，这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无不了然于心的。何况黄遵宪还在介绍、研究和学习日本的同时，力主以强硬手段对付日本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阴谋和野心。黄氏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写下过《台湾行》、《哀旅顺》等大量爱国诗篇，以诸如“百代流求在我手，万众一心谁敢侮”等铿锵有力的诗句，表达他对破坏我国领土完整的侵略者的蔑视和不畏强暴的民族自信心的赞颂。该文刻意回避黄遵宪的爱国思想，仅利用黄氏个别诗篇中的片言只语，就将其塑造成了一个“联日兴亚”论者。并将此杜撰的黄遵宪思想与日伪当局的“联日兴亚”理论等同起来，不仅是对黄遵宪个人不负责任，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1944年12月《政治月刊》上发表的《活跃在晚清外交界的姚文栋》一文介绍清末姚文栋的外交事迹。作者赞成姚氏在《筹边论》中建议中国与日本结盟以对抗俄国的观点，因为“日本至于中、俄，犹春秋晋楚之有郑。得郑者强，失郑者弱。何言之?使俄与日本为一，则俄长伺衅于卧榻之旁，中国必不能安枕；日本与中国为一，则日为中国守门户，中国可以高枕”[28]。这段话显然是混淆视听。其实，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各国列强亟欲瓜分中国，日本与俄国的野心是一样的，所谓“为中国守门户”无非也是在争夺利益地盘，怎能说与日本结盟就可以让中国高枕无忧了呢?文章借评说晚清人物的外交思想来借机论证中国自古就有与日本联盟的理论，也暗示当前只有与日本合作才是正确的出路。
    亲日史学家要论述与日本联合的好处，自然离不开攻击英美。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抨击、丑化英美的文章大量出现，内容多以控诉英美对中国或其他东亚国家的侵略为主，其目的是要引发人们对英美的仇恨，并企图将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伪装成是帮助东亚民族从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义举”，进而说明“东亚联盟”的重要性。如《百年来的血债!》[29]、《一百三十六年来反英政治之总结》[30]、《东方民族被侵略的经过》[31]、《南洋民族与过去的英美帝国主义》[3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