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传统的经济思想也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从普遍意义而言，这种变化当以洋务思想的出现为肇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则是对洋务思想的批判继承与发展。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早期改良派的思想体系中都有较丰富的经济思想，其中以郑观应相对最为完整和系统。郑观应身兼近代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与近代企业家，就其经济思想来说，他提出了比较完备的“商战”理论，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技术力量，全面发展近代工矿交通商业等，谴责官督商办体制，呼吁建立良性互动的官商关系；另外，郑观应的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思想也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亦为其他早期改良思想家所不及。正因如此，郑观应颇受学术界青睐，对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商战”理念等研究较多。本文则从两个方面论述其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和个性特征，试图通过个案分析透射出中国近代早期的思想演变轨迹及社会过渡性质。
    一、政治功利：富强国家
    从个人来说，发展经济，兴办工商，无疑以赢利为其主要目的，即希望“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25页。）。但生活于灾难深重的中国的郑观应，他不仅是一个经营工商企业的商人，更是一个民族意识强烈、爱国心情激切、时刻忧时伤民的思想家，这注定了他念念不忘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兴衰。他经营近代企业的目的，固然为了个人获利，但他总是强调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堵塞漏卮，挽回利权，振兴工商，富强国家，与泰西列强颉颃。所以他的经济思想的政治功利色彩极为强烈。
    当初作为太古洋行的买办，郑观应颇受器重，年薪丰富。李鸿章邀请他脱离买办、专任轮船招商局的帮办时，他“虑官督商办之局，权操在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有合同可恃，无意外之虑”，故“心若辘轳，殊难臆决”（注：《盛世危言后编》（以下简称《后编》）卷十，“船务”， 载《郑观应集》下册（以下简称“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8页。）。对一个已颇有所成的买办商人来说，完全脱离买办，郑观应的顾虑自在情理之中，但其时的郑观应已经初具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站在民族资本的立场上，主张挽回利权，发展民族工商业。此种思想与其买办地位本来就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实际上也是中国与外国资本主义矛盾关系的反映。其实，还是买办时，他就投资于洋务派经营的矿业、航运、纺织、电报各业，并曾参与上海机器织布局和电报局的创办及管理。在思想上对官督商办体制的疑虑与他在行动上对洋务企业的支持貌似相悖，实则是统一的。发展民族经济抵御列强的侵略是他最终决定脱离买办生涯的深层原因。所以，1882年2 月他与太古洋行的合同期满时未再续订，旋即接受了李鸿章的委任，就任轮船招商局的帮办。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捩点，从此他试图全力将经营管理近代工商企业的经验和才干用之于发展民族经济事业，履行其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注：《后编》卷八，“商务”，载下册，第620页。）的设计，实现其商战致胜的梦想。 这正是他经营近代企业政治功利性的典型反映。
    在其著作中，他一面批评现实对近代企业的种种束缚，一面提出自己的发展经济的主张，往往提出一项建议接着就说，只要按此办理即可振兴工商，与西人争雄。如官商相通、官府恤商惠工；制订商律、确立宪法；采用机器生产；裁撤厘金、减免出口税而加重进口税等等。他说，只要清政府效仿泰西，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各级商务机构，维护商利，“如是，则兴废当，谋画同，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利无不兴，害无不革，数十年后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欧西并驾者，吾不信也”（注：《盛世危言·商务》，载《郑观应集》上册（以下简称“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7页。）。从其企业人才观来说，他认为由于中国长期闭关自守，重本抑末，不屑讲求商贾、农工之学，造成商务经营及技术人才奇缺，因此必须加速培养适应近代水平要求的人才。在本国人才不足的情况下，不妨引进外国人才，“自古成事奏功，未尝不借才异地”（注：《盛世危言后编》（以下简称《后编》）卷十，“船务”，载《郑观应集》下册（以下简称“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84页。）。实际上，中国近代企业产生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仅机器设备全仗进口，技术、人才同样仰赖他国，这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诚如郑观应所言：“今我国力不能行，所有海关、制造、矿务、轮船、电报、铁路、纺织等局，创办之时因华人未谙其事，亦不得不借材异地”（注：《后编》卷二，“学务”，载下册，第186页。）。 洋务企业中的绝大多数工程技术人员甚至一些管理人员都是外人，不如此近代企业无法创设和发展。有效利用他国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是中国尽快摆脱落后局面，早日富国强兵的有效途径。但他反复指出，问题在于，借材异域，薪水极昂，增加了企业成本；仰赖外人，又易为人挟制，实为中国之耻；另外，很多受聘的洋匠既无真才实学，又不肯尽心尽力甚至惹是生非。所以他非常强调尽快培养出本国的管理、技术人才以取代外人，既可降低成本，又免为他人挟制，这是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的代表之一。他屡次申述只要培养出自己的近代人才就不难赶超列强。例如他说，若中国各书院人人都学习西方有用之书，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材之众，竭其聪明才力，不难驾西人而上之。他还说：只要中国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大学，认真办理，对留学回国人才“准给凭照，优奖录用，则人材日出，何患不能与东、西各国争胜乎？”（注：《盛世危言·学校上》，载上册，第267页。 ）等等，他始终将国家的强弱大事置诸首位。
    在实际操作之中，他也是这样做的。如任汉阳铁厂总办时，他对铁厂聘用的外国工师一一详加考查，作出总的评价，辞退了一些揽权恃霸、名不副实的洋工师，并积极筹设机器大学堂，培养本国技术人员。他建议“宜悬重赏，招集华匠考有外国机器大书院执照及在某厂历练者到鄂充副总管，以免洋匠蒙蔽。”（注：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他说：铁厂如能解决焦炭问题，移熔铁炉于大冶，“再设工艺学堂以教授华人，何虑中国不能富强，终为外人挟制攘夺乎”（注：《盛世危言·开矿》，载上册，第7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