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6月至1897年7月郑观应任汉阳铁厂总办之职。郑到任时，汉阳铁厂问题众多，成本高，管理不善，不但无利可图，而且亏损严重。他接手后首先进行中外钢铁厂的比较。当时汉阳铁厂钢轨每吨价约50两，而“洋轨在外洋每吨价三十五两，虽外加运脚、保险、小工等费，仍较我造甚贱”。其原因在于生铁成本太昂，“外洋生铁每吨十五两，本厂成本二十五两，计要三十五两之生铁方炼得钢铁一吨。”（注：《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而生铁成本高一是因为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英、德、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二是因为常常停工待料，燃料焦炭供应不继。郑观应认为“铁厂吃亏在于焦炭价格昂，厂位失宜”。他比较当时中外焦炭价格，英、德、美等国“焦炭价就地出售，每吨不过四两左右”，而汉阳铁厂所用开平焦炭包括损耗在内约合15两，萍乡焦炭约合10两。另外，矿山在大冶，炼铁厂却在汉阳，从大冶运矿石到汉阳，“大冶局费、轮驳两项合共每吨约银二两二钱。是焦炭价昂，又加以许重运费，安能与外人比较乎？”（注：《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9页。 ）郑观应一直主张将铁厂就近设于大冶，从经济成本考虑，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尽管这一正确的主张未能为当道采纳，他在一年的总办任期之内，以西方先进的钢铁厂为比较和借鉴的对象，兢兢业业，加强管理，成效显著，铁厂在他任期内共产铁10432吨，超过了官办时期（1893－1896年）的产量（注：参见《汉冶萍公司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
    郑观应对西方先进的工商模式及经济思想的比较和借鉴也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能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有所创新。
    为了培养近代工商人才，郑观应早就上书当道，必须依照俄国设立机器书院。在任汉阳铁厂总办期间，他至少三次向盛宣怀提议在铁厂设立机器大学堂。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除学习书本知识外，郑观应还强调职业技能的培养。为进一步促进学用结合，加快培养技术人才，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创立“半工半读”模式的厂矿附属学堂的设想。他当汉阳铁厂总办时，向盛宣怀提议“就近铁厂或在大别山上设一大学堂”，以厂内外国工师充当西人教习，“考取略晓算法之学生四十名定额。（上）午读书，下午入厂学习机器”，费用无多，“而数年间所取人材，不可胜用，较天津、江南各处所设立学堂收效更速。”他认为这是“东半球未有之大学堂”，将来人才辈出，“其关系于中国大局，洵非浅鲜”（注：《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254页。）。可以说， 这是一条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加快培养自己的近代工商管理和技术人才的捷径。当他提出半工半读模式的机器书院时，“各友闻之，莫不皆大欢喜，谓宜亟行，可无疑义。”（注：《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4页。）盛宣怀本人也说：“汉厂学堂自系正大文章。”（注：《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8页。 ）后来李维格进一步拟定了较详细的学堂章程，在他主持之下终于办起了机器学堂，内分化算、炼铁、炼钢和机器四个专业，为钢铁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这是郑观应创造性借鉴的范例之一。
    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郑观应积极主张采用近代机器进行生产。从总体上来说，郑观应当然知道机器生产的优越性，这也是近代化工商业的标志。他有许多关于引进和仿造外国先进机器从事生产的论述，但他并不是简单强调采用机器，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有所变化和发展。他说：“泰西无事不用机器”，如种田、割稻、织布、提丝、甚至陶、冶、金百工之事，都以机器代人。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中国，正值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不久，由于人口减少，使“工价无一不昂。诚能以局中（指金陵机器局）大机，分造一切小机器，如农、桑两项之物，精益求精，灵便适用，则数百金一器，即可敌农夫数十人之用。”（注：《救时揭要·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载上册，第55页。）郑观应是针对当时人少工昂而主张采用机器从事农业生产的，但一般而言，中国总的国情是人口繁多，劳动力素质低而市场大，故劳动力价值低廉，所以郑主张采用机器的同时也兼用人力。如开矿，“中国开矿用人工，力费而效迟；西国开矿用机器，事半而功倍。”有人说若中国也用机器开矿则将夺小民之利，郑认为：“西人工贵而中国工贱，当以人力为主，人力所不及者以机器之力济之，则一举两得，然其中有不得不用机器者。”（注：《盛世危言·开矿》，载上册，第703－704页。）郑观应既强调了机器生产的优越性和客观必然性，又考虑到中国人多工贱的实际情况，主张二者兼顾，这种符合国情的企业经营思想和求实的精神是其创造性借鉴的又一范例。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以中国之大惨败于“蕞尔小夷”日本之手，割地赔款倍甚于此前的与英、法等国战争的结局；同样，战争对国人的刺激程度之强烈亦远甚于鸦片战争。这从郑观应甲午战争后的著作和思想的变化与发展也可得到说明。郑的代表作《盛世危言》初版于1894年，1895年即新出了增订本，尽管其间只有一年的时间，但因有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对中国的重大影响，故其书中除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变动之外，经济方面的内容变动也较大，尤其是针对日本在中国商务的扩展、外资在中国设厂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相近，而日本由弱到强，可资中国效仿和学习的地方比西方列强更多，因而此后郑观应在重视西方的同时，将比较与借鉴的砝码更多地倾斜于日本。
    对日本能够由弱到强、由贫到富，郑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说，日本不过是一岛国，物产不多，受西人之害，国势已形岌岌，但明治维新后，“其大臣游历各国而归，洞识通商利害”，是以仿行西法，特设商部，集思广益，精益求精，“故二十年来，商盛课增”，国家富强（注：《盛世危言·商务》，载《郑观应集》上册（以下简称“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9－610页。）。郑观应还注意到，日本在商务方面不仅“处处借西邻为先导”，效法西方列强，而且“事事以中国为前车”，吸取中国教训，因此工商发展迅速，对外贸易也由入超转为出超。
    相比之下，中国近代工商起步要比日本早，但“以日本之小，且受其益；以中国之大，乃重受其害者何哉？”郑观应认为，中国之病因“在讲求商务之无人”，推原其故，“上在官而下在商”（注：《盛世危言·商务》，载《郑观应集》上册（以下简称“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5页。）。官不能护商而病商， 而工商业者则普遍缺乏经营近代工商的才能。郑还举例论证日本政府恤商的措施和实效。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交战六个月，日本“邮船会社租船与国家，除一切费用外，净获银一百四十万元”；中国的情况呢？招商局与之相比不仅虚耗不少，“且所载湘军水脚照章八折，尚彼此推诿，经岁未付，而商局之受损良多。”（注：《盛世危言·商船上》，载上册，第636页。）辛亥革命前夕，郑观应第二次从上海出发逆长江西上重庆，调查商务，他探讨了日本轮船公司在中国扩展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国家的保护奖励。中国既已落后于日本，亟应总结日本成功的经验，学习其恤商惠工政策，设立各级商务机构，加快培养实学人才，培养之法“仿日本师范学校”，学用结合（注：《后编》“自序”，载下册，第12页。）。总之，“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一法泰西，讲武备以图强，为有形之战。”（注：《盛世危言·商战》，载上册，第597页。 ）郑观应对赶上日本充满信心，认为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应做到。他说，日本改行新法，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以取代外人，“日本能行，我讵不能行？”（注：《后编》卷二，“学务”，载下册，第186页。）“转而相师，用因为革，舍短从长，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财广，驾而上之犹反手耳。”（注：《盛世危言·商战》，载上册，第5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