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架设电报为例。交通运输的近代化大大缩短了空间的距离，电报通讯手段更使市场信息的传递快捷异常。事实上，各通商口岸“自洋人设立电报以来，华商日困，市情朝暮反复，洋商操纵自如。”郑观应认为“是诚今日商务致病之由，而我国家利权之重轻亦隐受其制者也”（注：上海图书馆藏盛宜怀档案：《郑观应、经元善禀李鸿章》，光绪七年十二月，转自夏东元《郑观应》，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他在其早期的著作《易言》中就阐述了电报不仅可以传递军机，而且“商贾贸易，藉电报以通达市价，则无者常绌，而有者常赢”。他把电报提高到“强富之功基”的重要地位（注：《易言·论电报》，载上册，第82页。）。因此他希望中国早兴电报。进招商局之前，他曾当过上海电报局总办，对办电报颇为热心，也是为了利用电报以传递市场信息。正是在郑观应等人的倡导、经营之下，中国的电报才逐渐兴通各地，于军机、商情也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
    郑观应初入招商局，正是招商局受怡和、太古的压迫而股票价格下跌之时，他与唐廷枢主持同怡和、太古订立了齐价合同，“摊分水脚以船之多少而定分数”，招商局得多数。合同订后，招商局收入日增，股票也随之大涨。郑观应也认为与怡和、太古的调和，是“迫于形势，为营业计不得不然”的措施。但经此刺激，“扩涨之念益坚。因赴南洋槟榔屿、小吕宋、暹罗等埠察看营业，拟广航路。”（注：《盛世危言后编》（以下简称《后编》）卷十，“船务”，载《郑观应集》下册（以下简称“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50页。）考察返回后，他向李鸿章陈述了南洋商务情形，提议招商局在南洋发展航运。此外，他还多次特意提到了南洋华侨的凄苦境况，建议清政府派出领事常驻南洋，保护华侨。中法战争期间，为了抗法事宜，1884年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重调熟悉南洋的郑观应再下南洋。这次他到南洋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但在其《南游日记》中仍有很多商务情况的记述。这是他以实际行动直接参与抵抗外敌入侵的斗争，并且将敌情侦探与市场调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11年他第二次西行长江时再次提出了开辟南洋航线的设想。香港分局以往“以星架坡等处为大宗，现在南洋群岛华人皆知爱国，若本局有船来往，则汉旗招展，必引起华人之爱国心，生意必比别家公司胜得多。”（注：《西行日记》，载上册，第1035页。）郑观应开拓国际市场的大胆主张体现了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敢于与外国列强竞争的进取精神和爱国情怀。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为了使招商局轮船免于停航，郑观应主持将招商局的轮船“明卖暗托”于德商洋行，这样即使在战时既可从事正常的商业营运，还可为对日战争服务。战争结束后，招商局即被顺利收回。袁世凯死后，由于军阀混战，招商局备受损失，这时有人提议仿效甲午战争时换旗的办法，转挂美国旗帜。但郑观应这次坚决反对。他说：“今昔情形不同，国势强弱亦异。”若挂美旗，“美国加入欧战时，势必勒令我船运粮装兵”，则损失之巨将无法预料（注：《盛世危言后编》（以下简称《后编》）卷十，“船务”，载《郑观应集》下册（以下简称“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52－953页。）。招商局最后采纳了郑观应的建议，使之免遭了一场劫难。这是企业利益与国家利权紧密联系的又一杰作。
    郑观应眼光敏锐，总是密切注视着国际国内的形势，一有变化就立即作出反应，在他的书信、著作中有所体现，有一些还付诸行动。中日马关谈判时，有开放肇庆、梧州等地为商埠的传闻。为了先于外人在肇、梧开辟商务，郑向盛宣怀建议尽早派人前往探测水道，购地造屋。1896年3月，他亲自带人前往肇、梧调查商情，勘测水程，筹建码头。 1897年招商局的江轮即顺利通航梧州。《马关条约》中有准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制造的条款，其他主要列强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当然都援此照办。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由商品倾销为主发展到资本输出为主的重大变化。《马关条约》刚一签订，郑即很快申述了外国资本输出对中国市场的占领和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加重，“方今门户洞开，任洋商百方垄断。一切机器亦准其设厂举办，就地取材，以免厘税。其成本较土货更轻，诚喧宾夺主，以攘我小民之利。”（注：《盛世危言·商务》，载《郑观应集》上册（以下简称“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第605页。）所以他疾呼我国除了士商须“猛著先鞭”之外，官要助商、恤商，官商情通，以振兴商务。
    时刻激荡着如许炽烈的爱国情怀，口言笔演，掷地作声，并付诸行动，作为一个买办出身的商人，郑观应不说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极为罕见的。经济思想的强烈政治功利色彩是由当时中国的贫弱局面及其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所决定的。但是郑观应的振兴工商，富强国家，驾西人而上之的政治梦想始终未能成真。
    经济思想的政治功利性在近代也具有普遍的意义。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振兴中华，许多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实业救国”即是范例之一，这是对经济思想政治功利性的集中概括。从郑观应到张謇，再到简氏兄弟、荣氏兄弟、卢作孚等为代表的民族实业家，可以视之为“实业救国”主张和实践发展的典型线路。
    二、借鉴创新：效法列强
    由于中国工业化之路是属于外源型的，是对西方列强的学习和模仿，因此郑观应每论经济方面的问题，无一不作中外比较。翻阅其著作不难发现，几乎没有一篇无中外比较的文章，“取法泰西”、“仿西法”、“法泰西”、“泰西公例”、“考泰西各国”、“考外国”、“泰西各国”等语在其著作中俯拾即是，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在他的文章中都提到了。其比较与借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对先进国家经验的借鉴，一是对落后国家教训的总结。
    对先进国家经验的借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中日甲午战争前，他经常把泰西（包括美国）列强作为比较与借鉴的对象。在论述经济问题时，他总是首先介绍论述外国的情况，比较中外大势，中国应如何学习西方、学习什么，并且常常具体到在哪一方面应学这一国家，在哪一方面应学另一国家等等，如学习他们的企业管理体制、设立商部、制定商律、使用机器、培养近代人才等。
    1880年郑观应第二次进入上海机器织布局，被李鸿章任为会办。进局时他提出“专用西法以齐众力。”即要求遵循近代经济规律。他比较西人每立一法，必筹之数年，故能处处脚踏实地，“今既聘西人、用西器、讲西学，亦必用西法以归划一”（注：《后编》卷七，“工艺”，载下册，第533页。）。对织布局的产品质量问题， 郑意识到产品质量的高低与原材料的质量的优劣有直接关系，他与织布局聘任的美国纺织工程师丹科“考究有年，乃知中土棉花丝短而硬，只宜织粗布；外国棉花丝长而柔韧，粗细皆宜”（注：《后编》卷六，“开垦”，载下册，第504页。）。为了纺织细布而又不进口外国棉纱，必须提高中国棉花质量，改良品种。为此，郑观应曾试种美国棉籽，可惜未获成功，但并未放弃，后来他还辑成一本《美国种植棉花法》，建议在我国浙、苏、台、粤等温热地带试种外国优质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