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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扶清灭洋”到“奉旨灭洋”(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 欧阳跃峰 参加讨论

“奉旨灭洋”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义和团的利用和控制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不久就受到毓贤等顽固派官僚别有用心的怂恿和鼓励。当时,身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尚首鼠两端。一方面,她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多次颁布上谕,表示要对义和团加以“弹压”,并应美国驻华公使康格之请,以袁世凯替换毓贤为山东巡抚。另一方面,她又将积极镇压义和团的蒋楷、袁世凯、聂士成等分别予以不同的惩处,并一连三道谕旨告诫袁世凯对义和团“不可一意剿击”[(13)]。直到义和团打死清军副将杨福同,焚铁路、拆电线、占涿州后,她仍严谕荣禄:“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14)]为了进一步了解义和团,她先后派赵舒翘、何乃莹、刚毅前往涿州一带实地察看。“刚毅、赵舒翘、何乃莹先后导拳匪入京师”[(15)]。6月上旬,直隶各州县义和团络绎不绝地分批进入北京。13日,“端府召见各师兄,团由是张扬街市”[(16)]。15日夜,刚毅等从涿州回京,“力言义民无他心,可恃。”[(17)]慈禧遂决定公开利用义和团。
    6月16日,慈禧命刚毅、董福祥等将北京义和团“即行招募成军”。此后,又命裕禄在天津“急招义勇,固结民心,帮助官兵节节防护抵御,万不可畏葸瞻顾,任令外兵直入。”21日,慈禧因获悉帝国主义军队进攻大沽而颁布“宣战”上谕。当天即谕令各省督抚将各地义和团“招集成团,借御外侮。”同时令各省“将旧存枪炮刀矛各种军械赶紧修理,并添造子药配带等件,以备民团领用。”[(18)]还多次“嘉奖”义和团。
    自慈禧颁布“宣战”上谕之日起,义和团进入了“奉旨灭洋”阶段。总体而言,在此阶段尽管义和团运动并未改变其反帝斗争的大方向,并未越出反帝爱国运动的轨迹,但是其旗号及斗争方式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首先,在清政府的精心布置和多方操纵下,绝大多数义和团向封建统治阶级报名、挂号,并先后打出了“奉旨”旗号。
    颁布“宣战”上谕的当天,慈禧就令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只隔了一天,又正式派载勋、刚毅“统率义和团”[(19)]。“于是,庄王府设立总坛”,“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庄王府报名注册。”[(20)]所谓“统率义和团王大臣”还为义和团制订了《团规》,对义和团的行动加以严格的限制。后来,慈禧又令仓场侍郎刘恩溥前往天津招集水会和义和团,令盛京户部侍郎清锐和溥廷页为盛京“义和团练大臣”,令吉林副都统成勋、伯都讷副都统嵩昆为吉林“义和团练大臣。”[(21)]各地义和团纷纷向封建统治阶级报名、挂号。在北京,义和团“日至庄王府挂号,络绎不绝”[(22)]。“未及一月,而附近报名团匪数百万名矣。”直到7月下旬,还有固安县义和团赶到端王府挂号。在天津,义和团也曾向清朝官吏“报名造册,借便稽核。”[(23)]直隶各州县义和团大部分汇集于京津周围,但亦有少数在本地官府挂号者。7月中旬,定兴县“共八村新铺之团,进城至县署挂号并拜团”。在山西,巡抚毓贤曾令义和团“赴县报明,按籍造册。”[(24)]在东北,盛京将军增祺曾“檄各守令,招集神团赴省挂号”[(25)]。仅北京周围,挂号的义和团即达“数百万名”,这个数字也许有些夸大,但它起码可以表明:向清政府报名、挂号的义和团是绝大多数。据记载:义和团“已挂号者,名官团,(旗上)则书‘奉旨义和神团’字样”。北京城内,义和团“以尖角红旗悬于门上,书‘奉旨义和团练’或‘义和神拳’字样”[(26)]。天津一带,义和团“自蒙恩奖”,“各团皆旗书奉旨二字”;“各拳匪出队时,前有龙旗一对,大书‘奉旨神团’,亦有书‘奉天承运’者”[(27)]。同时,“凡顺天、保定、天津、河间等府所属之州县,各村庄镇店到处哨聚团民,安设坛厂,旗上大书‘奉旨义民、保清灭洋’”[(28)]。当时虽然仍有一些未向清政府挂号的“私团”存在,但挂号的毕竟占绝大多数。已挂号的义和团基本都打出了“奉旨”旗号,这在直隶地区尤为普遍。后期的义和团运动是以京津地区为中心的,京津地区义和团普遍打出“奉旨”旗号,代表了后期义和团运动的主要趋向。
    其次,“挂号”以后,各地义和团基本已听从清政府的指挥,连他们的反帝活动也基本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安排”下进行的,义和团运动严重地受到了清朝顽固派的控制。
    北京义和团挂号后,“何时战防,听候转牌调遣”[(29)]。“团调团谓之转牌,其在庄王府挂号者,即应听王府大师兄之调动”[(30)]。于是,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借用庄王府大师兄的名义控制了北京的义和团。起初,“义和团连日攻打西什库教堂,凡在京各坛团民,每二日一班轮流更替前往攻敌”。天津失守后,慈禧等又派官吏“带团往通州挖濠”,载勋也“命团二千出城,扎城外各大路”[(31)]。在天津,宋庆曾“派匪首张德成、曹福田等,率领众拳匪防堵某处”[(32)]。对于京津以外的义和团,顽固派也能调动。7月上旬,“庄王令团首持令旗赴京南一带,招团民之精于技艺者三千人,速赴京听调。”[(33)]结果,义和团奉招“赴京者近万人”。山西巡抚毓贤曾“遵旨招募(义和团),编入队伍,给以口粮,特派员弁管带”[(34)]。盛京副都统晋昌亦曾将义和团“编为义勇军”[(35)]。如果说,“扶清灭洋”阶段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基本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那么,“奉旨灭洋”阶段的反帝斗争则较多地体现了封建顽固派的利益和要求。慈禧等控制了义和团后,就进一步将义和团用作向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的筹码。当他们企图迫使帝国主义作出某些让步时,就诱导、驱使义和团去攻打使馆、租界、教堂,借以向帝国主义施加压力;当他们认为投降的时机已到,决定再次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时,就命令义和团“停战”,不准继续进行反帝斗争,甚至不惜以屠杀义和团来讨好帝国主义;当帝国主义不接受他们的投降,八国联军继续向北京进犯时,他们又将大批义和团“饬往前敌”,并以“断不可回;如一回,则以军法从事”相威胁[(36)],以达其既以人民的力量抗击八国联军,又借帝国主义之刀屠杀义和团的双重目的。在“奉旨灭洋”阶段,慈禧等虽然未能改变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方向,但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基本上已经由自发行动变为“奉旨”行动。
    再次,在封建顽固派的利用、控制下,许多义和团以封建统治者的臣民自居,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使后期的义和团运动带上了浓厚的封建色彩。
    慈禧颁布“宣战”上谕前夕,“载漪为匪党论功,除武功爵者数十人,赏赉无虚日,车骑服色,拟于乘舆,至自称九千岁,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37)]。这些义和团首领“以神自命,与王公论师弟兄”[(38)],所以“自称九千岁”;倚载漪为护符,所以敢“呵斥公卿”,实际上已经蜕化变质。此外,“京师里九外七各城门、皇城各门、王公大臣各府、六部九卿文武大小衙门,均派义和团民驻守”[(39)]。天津义和团首领也“派团百余名在(督)辕护卫,并在各城严查出入”[(40)]。那么,义和团是否已经控制了他们的“驻守”之地?回答是否定的。例如:“保护”总理衙门的义和团最初“约有四百余人”,是由“每团调三人”凑成的,并由三名封建官吏“带领”[(41)]。如此“驻守”,怎么谈得上“控制”?只不过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看门守舍而已。少数义和团甚至成为封建官僚的卫队。如“端王每出,均有义和团匪护从”。裕禄等“前导亦用团护卫,不复见仪仗矣”。北京的义和团还主动帮助清政府捕拿所谓“白莲教”,清政府屠杀这些“白莲教”时,“保护法场、押送囚车皆义和团,约数千人”[(42)]。张德成也曾“声言天津假团太多,特来查拿”,结果使“街巷间无复向日之纷扰矣”[(43)]。在这些方面,义和团把自己降到了封建统治者臣属、附庸的地位,不自觉地充当了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从而进一步体现了这一阶段义和团运动的“奉旨”性质。
    “奉旨”行为严重地削弱了义和团的斗争性。当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开始叛卖义和团运动时,京津的义和团也未进行任何积极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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