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时代机遇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刻内涵
    当二十世纪曙光初露之际，梁启超发表了著名论文《新史学》，有如中国史学近代化正式发出的一声春雷，由此激起波涛澎湃的新史学思潮，成为本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关注的中心。历史之所以选择梁启超这位哲人，让他担负史学近代化倡导者的角色，实有其深刻的必然性。--这就是“世纪之交”的时代机遇和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结果。
    这场在当日展开的史学近代化潮流，乃是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矛盾冲突在史学领域的反映，梁启超正是处于时代潮流中心的人物。中国史学近代化正式展开之前，曾有过半个多世纪时间的酝酿。近代中国进步力量反抗侵略的斗争和寻求社会改革出路的努力，不断给予史学近代化的酝酿以有力的推动。这是中国史学近代化准备阶段的重要特点。魏源这位爱国者和改革家，在鸦片战争时期所提出的“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也随世而变”，[①a]即传达了时代已出现剧变，历史学也需对古老传统实行变革的重要信息。到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王韬和黄遵宪结合亲身在欧洲和日本的考察，分别著成《法国志略》（1872）和《日本国志》（1877）。王韬著史的目的，是要介绍“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性尽理，务以富强其国”的史实，来医治国人“固陋自安”的积弊。[②a]黄遵宪则决心撰成明治维新的历史作为本国的千秋史鉴，尤其明显地要打破国内守旧派“足己自封”的迂腐观念，故称：“今所撰录，凡牵涉西法，尤其详备，期适用也。”[③a]王韬、黄遵宪的史著，都明显反映出中国近代社会向前进步的时代要求。
    梁启超是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人物之一，他和康有为一起发动变法，继承了魏源、王韬、黄遵宪这些人物批判封建专制，力倡改革的思想路线。同时，他在学术上有深厚素养，又极其重视史学启导民智、总结治国经验和认识国家积贫积弱根源的社会功用。《变法通议》的重要特点，即广泛引用国内外史实，论证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因而风行海内，并产生了巨大的宣传效果。他运用进化论观点总结历史上租税、兵制、选举等项变革。他又论述日本、土耳其、越南等亚洲国家，或变革而存，或不变而亡，以此警告国人，只有决心主动变法，才能免遭吞并或瓜分的惨祸。梁氏所全力从事的是掀起一场变革政治制度、改造中国社会的运动，极为难得的是，他认识到史学在这场改革运动中能起到重要作用。他论述中国旧史和西方近代史学的根本区别：“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①b]他把史学提高到治理国家和改造社会之有力工具的高度，对“君史”与“民史”作了明确界定，实已蕴含以后《新史学》论述的基本观点。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从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残酷绞杀维新派的惨重教训中，更加激起对封建专制势力的仇恨，同时因流亡日本阅读民权学说著作，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思想启蒙，提高民众觉悟，灌输民权意识的重要性。正是从启蒙和救亡的角度，梁启超形成了倡导“史界革命”的强烈意识，自觉担当起史学近代化奠基者的角色，因而慷慨激昂地喊出：“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②b]本世纪初掀起的中国史学近代化思潮，绝非纯学术性的现象，而是批判专制和救亡图强的政治潮流在史学领域的表现，史学近代化成为这一大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本人具有政治家和学者双重身份，正好处在“世纪之交”时代潮流的中心，他成为影响深远的史学近代化的倡导者，实属时势和事理的必然。
    再者，本世纪初年史学近代化的发动，又有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刻背景。换言之，史学近代化的正式展开，主要地是由于大力输入西方进步社会学说而引发出来的；而中国传统史学之中，又包含有接受这种输入的内在基础和应变能力，两者经过撞击和交流，终于在世纪之初绽开出这朵绚丽之花。当时有自觉意识而且有能力催开这一文化交流之花的人物，恰恰也是梁启超。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西方文化输入的风气日盛。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译书大量增加。晚清人士邵作舟曾概述当时译书情况：“若律令、公法、史记、地舆、算数、器艺之学，大略有之，中国因以知其学问政事。又读日报，而诸国政令文教盛衰大势，小有举动，朝发夕知，非复前日蒙昧之象，可谓盛矣。”[③b]京师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有《西国近事汇编》、《俄国新志》、《法国新志》等外国史书。教会在中国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也出版有不少的史书，如《万国通史》、《泰西新史揽要》等。据广学会第11届年会（1898）称：这类书“初印时人鲜顾问，往往随处分赠，既而暂有乐购者。近三年内，几于四海风行。”[④b]二是西方进化论学说的传播，这是近代思想史上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道咸以来从技术、知识和制度层面输入西学，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所必经的阶段；而十九世纪末哲理的输入意义更为深远，它为先进的中国人带来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严复《天演论》等译著，着眼于中国的国情，对西方进化论学说加以发挥、创造，形成了一套具有强烈警醒作用的世界观、历史观。当时正是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举国人心激奋、思变思强的时刻，他所传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弱小民族应该自强保种、奋发自为、掌握自己命运的学说，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力量，鼓舞中国人民革新图强，拯救民族危亡的决心和信心。同时，这一具有近代科学实证意义的学说也有力地推进中国史学完成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性飞跃。
    在通过译书输入西学和传播进化论的时代风气中，梁启超是积极的推动者和热心的实践者。他在1892年撰《读书分月课程》，即专列“西学书”一篇。在《变法通议》中，他呼吁变法维新必须组织人材，大量翻译西书，做到深究西方国家“立法之所自，通变之所由，而合之以吾中国古今政俗而通之，以求在可行”，认为这在变法事业中同样具有全局性的意义。[⑤b]他编有《西学书目表》、《西学丛书》，并痛切地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无用；舍中学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蠢国，无救危亡。方今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数万万之种族，有为奴之恫；三千年之宗教，有坠地之惧。存亡绝续，在此数年，学者不以此自任，则颠覆惨毒，宁有幸乎！”[①c]尽管他此时并未完全摆脱“中体西用”说的影响，但他对传播西方近代学说热心提倡之情跃然纸上。梁启超对于西方进化论更是贪婪地学习、欣然地接受。在此之前，他曾感到哲学的苦闷，称他与谭嗣同、夏曾佑这些立志改革进取的青年是生活在“学问饥荒”时代，为了讨论哲学问题，冥思苦索，还经常互相激烈辩难，冀图创造一种“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思想体系。[②c]读到严复著作后，使他大开眼界。《变法通议》和此后写成的许多在读者中广泛传诵的文章，正是用进化论学说观察国家民族命运而得出的新鲜见解。梁氏对西学的学习和介绍固不免“浅且杂”之讥，但其功绩却是主要的，而且是巨大的。他对西方新鲜、进步的学说感觉锐敏，又能站在变革图强，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时代高度，怀着强烈责任感大力传播，以求达到开民智、新民德、兴民权的目的。故以戊戌时期和本世纪初年热情传播西方学说的功绩而论，他不愧为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③c]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启动，又不是简单地从西方史学“移植”过来的，科学的表述，应是“大力吸收西方进步学说，与中国文化优秀部分相融合的产物”。本世纪初年“新史学”一经提倡，便有中国学者写的、真正称得起植根于本国文化土壤之中的长篇史学论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有新型的通史著作《中国古代史》（夏曾佑），而不是以翻译或照抄外来东西代替自己的创造，便是明证。梁启超具备将西方进步学说与本国历史学的实际相结合的条件。他对传统学术有深厚根柢，本来就是广州学海堂的高材生，熟悉经史，熟悉清代学者治学的成就和方法。他又是晚清具有进步性的公羊学派的重要人物。公羊学有一套“三世说”历史观，是中国本土形成的朴素进化观。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等维新派人物，都经由公羊学说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西方进化论，并用西方近代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政体、学术的变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梁氏在激烈批判旧史的同时，对于中国史家司马迁等人的成就也明确地予以肯定。
    梁启超曾写有著名的诗句：“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④c]当世纪之交，他是处于时代潮流中心的人物，对于输入西方学说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对传统文化又能加以抉择，做到融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和发扬本土学术的优良成果。因而能从批判封建专制、挽救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高度，揭起“新史学”的旗帜，其影响远达整个二十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