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是又一饮誉学坛的名著。它概述清代学术的演变历程，论述各个阶段的趋势，时代条件和主要成就，评价三百年间所有主要学者的历史地位。做到纵横论列，气势非凡，而又巨细兼顾，分析精当，全文不足七万字，却被称誉为一部“无所不包”的著作。本篇不惟高屋建瓴地再现了学术思想演变的清晰脉络，而且对于重要问题又有深入的具体分析。梁氏论述考证学极盛期吴、皖两大派代表人物惠栋、戴震的不同特点。惠栋治学以“凡古必真”定是非，他既有确立“汉学”地位之功，又有胶固、盲从的弊病。戴震治学以“深刻断制”为特色，主张“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推断务求精审，不盲从迷信。皖派人物段玉裁、王念孙父子即继承戴震精神，做到“虽其父师，亦不苟同”。这些论述，都力求摒弃“是古非今”的封建旧习、迷信的观念、宗派门户之见，体现出近代理性精神。篇中笔锋所至，对于传统文化的消极面，如“好依傍”、“名实相混”的痼疾，因“重道轻艺”的偏见造成自然科学不发达，几千年来“惑世诬民汨灵窒智”的迷信邪说，都予以抨击。对其师康有为，梁氏高度评价他掀起晚清思想解放潮流的巨大进步作用，同时，对于康有为学风上的武断，托古比附的做法，杂引谶纬之言以神化孔子的神秘说法，也都中肯地指出，无所隐饰。梁氏对于他本人治学博而不专、入而不深的毛病，也公开批评，基本做到如他所说：“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以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③h]《清代学术概论》自著成后，历七十多年来一直成为了解清学必读之作，最主要的原因，正在于成功地贯穿了梁氏“重新估价”、“求真求是”的指导原则。
    重视研究方法的总结，是梁氏对推进史学近代化又一重要贡献。此项体现出他熟练地运用演绎、推论、归纳等逻辑方法，并且突出地具备构建体系的近代思维特点，达到了自觉的程度，因而示人以门径。他总结朴学家的治学精神是：“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以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精神之所赖以成立。”[④h]清儒严密考证的精神和方法，本来颇多符合于近代科学方法，经过梁氏的总结而更具系统，遂成为推进史学近代化一大助力。
    梁启超晚年发展了《新史学》的观点，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进一步建构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中国历史研究法》设有专章论述史料的搜集和鉴别，形成了梁氏独特的史料学方法论。他指出重视史料搜集和考证的目的是“求真”，务得史实之准确。他总结需要特别注重的几项原则是：第一，要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孤立的材料中，广泛爬梳，联系分析，发现问题，并得出恰当的有价值的结论。第二，官书记载每经朝廷有意篡改，历代皆然，而清朝尤甚。如清初所兴诸大狱，实录稿均有意隐匿，必须从多种文集笔记，钩稽参核，方得其真相。第三，鉴别史料，“正误辨伪”，是极复杂的工作，必须具有严谨的态度、精密的方法。从本国说，要继承“前清诸老严格考证法”，从外国说，则要吸收“近代科学家之归纳研究法”。一般原则是，年代愈早，可信程度愈高；但在特殊情况下，有较可贵的史料晚出或较迟传布，为前人所不及见。第四，考定史籍之价值，应结合作者的史德、史识，以及其所处地位如何。第五，治史者切忌用伪材料，但又应看到，所谓伪材料，若能考出该书作出的真实时代，放在此时代考察，则又可能成为有价值的材料。以上诸项，都是综合前人治史经验教训，及本人治学甘苦所得结论，素来为研究者所重视。梁氏又极敏锐地引导人们重视新史料的价值，他称铜器铭文的出土，字数多者可抵一篇《尚书》。殷墟卜辞的出土，其价值可改变整个殷商史的面貌。[①i]书中还提出鉴别伪材料的十二条原则，以后发展成为《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这一专著。
    梁启超最后十年对推进史学近代化的壮大和深入有巨大贡献，在同时代人中，他和只有前期而没有后期的严复、康有为，还有夏曾佑，都不相同。勿庸讳言，梁启超的思想体系庞杂，其中有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近代社会变动急剧和他本人务博易变的弱点所造成。但从总体说，梁启超晚年的丰富著述为史学近代化拓宽了领域，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学术潮流的前进，而且也是他前期宣传新思想、倡导“史学革命”的继续。梁漱溟先生曾评价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主要贡献，在于“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造成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这正代表了五四时期成长的一代学者以其亲身所得到的强烈感受，对梁启超推进史学近代化的卓越贡献所作的确评。
    注释：
    ①a 《海国图志》卷5《东南洋叙》。
    ②a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序言》。
    ③a 《日本国志·自叙》。
    ①b 《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②b 《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③b 邵作舟：《邵氏危言》卷下，《译书》。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
    ④b 见《万国公报》第120号（18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