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中，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其中，对于官僚主义现象尤其重视，认为它“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无论在国内事务还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要搞四个现代化，“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7页、140、287、131-132、292、287、287-289页。）
    官僚主义，通常指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发号施令，不调查研究，不了解下情，说空话，不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摆官架子，盛气凌人的思想作风。官僚政治，包括社会体制方面的问题，也包括技术方面，即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因此，反对官僚主义是革除官僚政治的组成部分。
    中国官僚政治是封建皇权专制的产物。中国人民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向官僚政治开火，斗争持续至今，历百年有余。百年历史应当能说明：我们已经做了什么，还要做什么，怎样做？
    这是一个大课题，笔者只想、也只能参加讨论和求教，故抛出一个探讨性的粗浅提纲。
    一、对官僚政治认识之初步
    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理论的权威王亚南在他的代表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引用英国政治学权威拉斯基教授对官僚政治的概况说明：“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作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机动，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验。在极端场合，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王亚南认为，这个说明大体上是妥当的，但需要加以补充和辨释。他认为：
    官僚政治包括技术的社会的两方面内容。后者更应受到重视，虽然没有理由不重视前者；一旦官僚政治在社会制度方面有了存在的依据，它在技术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就会更厉害，反之，如果官僚不可能把政府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按自己的利益摆布，则属于官场流弊，是可能逐渐设法纠正的；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不但可能在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存在，在政府机关存在，而且可能在一切大规模的机构，如教会、公司、学校中存在。而真正的作为社会体制的典型官僚政治，却只能在社会某一历史阶段存在。如：在欧洲，官僚政治存在于16世纪至19世纪初。在中国，官僚政治，存在于自秦以后的封建社会。到中华民国开始“推移与转化”，变成“新官僚政治”。（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1、168、16、39页。）
    拉斯基和王亚南的见解是深邃的。
    中国旧官僚政治存在于有皇帝的时代，新官僚政治存在于没有皇帝（短时间帝制复辟除外）的时代。但从本质上看，它们并没有什么两样。都生在封建（或半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都存在于专制制度统治中国社会的环境中，或为君主专制，或为军阀官僚专制。“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1、168、16、 39页。）并且，都是在纲常教义、等级（不平等）观念、做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支配下。
    通俗些理解官僚政治的面貌，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政府的权力集中把持在官僚手中，不受制约。人民无权，民主机构和制度或无从建立，或建立了徒有虚名，被官僚们当作点缀物。奉行人治而非法治，法律只是制裁人民的工具，官僚可以以权压法，不遵守，曲解乃至篡改法律。
    2.官僚群之上有一个皇帝或皇帝式的人物，上下串通，形成个人亲信势力或叫宗派体系，彼此有人身支配和人身依附关系。各级官僚均唯长官意志是从，只对上司负责，不对人民负责。
    3.官僚们视权力为私有物，以权谋私。故卖官鬻爵、损公肥私、贪污渎职、行贿受贿、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各种腐败现象，成为不治之顽症。
    4.以权力为轴心，形成森严、普遍的等级制度、等级观念，官贵民贱，上尊下卑。并将人民分为三六九等，以分而治之。
    5.官僚以人民为奴役、压榨对象，侵夺民权，搜刮民财，直至残害人民生命。因此，官民对立，形同水火。
    6.权责分离，公事怠惰，办事拖拉，职权混乱，互相推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不务实，不求真，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成风，工作效率低下。
    对于皇权专制统治来说，官僚政治天经地义，虽然诸如贪污腐败及政事拖延、敷衍之类的现象，也要受到处置。在人民民主革命中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官僚政治不论体制的、技术的，都不被容忍，被视为政治毒瘤，非割掉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