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向传统旧官僚政治发动首次进攻
    对官僚政治进行割韭菜式治理，提出改良措施的，历史上不为罕见。但称得上革命性进攻的主要在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和建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治期间；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创建人民共和国之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中。因为，这三次进攻使用全新的武器、全新的方案，力求革除官僚政治，以民主政治（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取代官僚政治，以法治取代人治。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19世纪末、主要在20世纪初，首次举起民主、平等、自由、博爱旗帜，向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宣战，提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纲领。1905年，统一的革命领导机关同盟会成立，确定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阐述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这一纲领实现，不但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官僚政治，且将铲除其经济基础。为此，革命党人曾付出鲜血和生命。
    辛亥革命赶跑了清朝皇帝，创立中华民国，1912年元旦建立南京临时政府。从此，封建皇帝专制统治的时代结束，旧的官僚政治统治随之崩溃。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着手全面扫除专制官僚政治，建立民主政治：
    变主权在君为主权在民。民国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文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注：《临时政府公报》第35、27、41和27号。）有史以来第一次法定人民的主人地位。还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的人身、家宅、财产受法律保护，有营业、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书信秘密、居住迁徙、信仰等自由，有请愿、陈诉、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权等权利。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均为国民一分子，无特殊权利，且须为人民效力，“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注：《临时政府公报》第35、27、41和27号。）
    一切封建专制时代传下来的官贵民贱、上尊下卑之分，所谓“贱民”与平民的区别，对“贱民”的限制，奴婢和主奴名分等等，概行废除。明令“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注：《临时政府公报》第35、27、41和27号。）取消“大人、老爷”等称，令各官厅人员相称，均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曰先生、曰君。废止跪拜礼，改行鞠躬礼。以示平等。
    通令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资助农工商各业。禁止刑讯、体罚、买卖人口、贩卖华工、缠足、种贩吸食鸦片，不得排斥满族和仇杀保皇党人。以实践博爱、人权神圣之旨。
    国家政权实行民主共和制，建立权力分掌、权力制约和人民选举、监督、罢免机制，以防治官员权力膨胀以致官僚化，避免专制制度复辟。
    对历史上传统旧官僚政治的首次进攻，未获成果。但它在民主政治与官僚政治之间，在法治与人治之间，划上一条清白的界线，储存在中国人民心中。这条线是划时代的，影响极为深远。
    由于辛亥革命在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方面尚无作为，封建专制官僚政治的根基完整地保留下来。袁世凯窃夺民国政权后，在原有经济基础上，复辟封建专制制度，集结旧官僚。官僚与军阀勾结，重新压在人民头上。民主共和制度名存实亡。蒋介石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统治后，不但保护封建土地制度，而且发展官僚资本，压迫民族资本；实行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专制制度，以蒋介石个人手谕为法令；国民党蜕化变质，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官僚化。于是，官僚政治与一党专政、特务政治、新军阀相结合，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中华民国被称为“中华军国”、“中华官国”（注：胡汉民：《军治党治与同志对中国政治应有的自觉》，《三民主义月刊》第5卷第2期。）。正如王亚南书中所说：“俨然和中国政治史同其悠久的官僚政治，象斩了头随即又新生起来的九头蛇似的怪物，许久以来就以其不绝的‘复活’，而在人们心目中、特别在官僚意像中，显示其‘永生’。”（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 21 、168、16、39页。）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人民共和国，给官僚政治以毁灭性的打击
    长达30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胜利，不仅破天荒地推翻了代表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统治压迫人民的南京国民党政权，而且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从经济上、政治上都挖掉了中国历史上新旧专制官僚政治的老根。
    1949年建立人民共和国，组成以工农大众为主体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人民民主政权。工作人员中的骨干，来自解放军和解放区的革命者。他们以“做官”为耻，当人民勤务员为荣。人民政府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官民一致，同甘共苦，平等和偕，是他们从老解放区带来的。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和官僚政治截然不同。其清新、淳朴，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此，社会体制方面的官僚政治问题，毫不迟疑地解决了。
    为了对官僚政治的残余影响、其非体制性的方面，即官僚主义，进行防治，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如：禁止对领导人歌功颂德、个人崇拜、禁止讲排场、铺张浪费等。
    然而，官僚主义不会因此绝种。中共中央先发现了两个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一是“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以致成为机关干部中滋生贪污、浪费、腐化的温床和保护伞；二是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自己稍远一点的下情，对下级干部中存在的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对人民呼声置若罔闻、有的省人民政府竟积压人民来信70000多件不予处理。 （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2页。）对于前者，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基本解决。后者，1953年开始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进行一次集中检查，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翌年，共产党开展以解决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人民政府和执政党共产党之间矛盾为主题，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的整风运动。
    比起后来，建国之初的若干年，官僚主义不严重、不普遍，整治工作抓得很紧，对官僚主义集中的打击，一次接着一次。毛泽东对此事看得很重，告诫说：“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并指出：“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3页。）他要求干部把老爷架子、官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2页。）
    长抓不懈，也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如果停下来，倒退回去，当然问题更严重。众所周知的，国家政治生活出现不正常现象之后，主要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等人民民主政治制度遭到破坏那些年，官僚主义乘机蔓延，乃至酿成重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