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理论上廓清之功和全新的研究风格
    从二十世纪初年至五四运动前夕，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正式展开阶段；从五四运动至四十年代，是其壮大和深化的阶段。作为史学近代化倡导者的梁启超，同时又是出色的实践者，被称为“影响最为广泛的史林泰斗”。[①d]从宣告新史学时代到来至五四前后，梁启超都有出色的建树。在冲破旧的樊笼和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方面，都有首创性成就，而且以其过人的勤奋和才华，为史学近代化开拓了诸多领域，撰写有一系列重要论著。因此有充分根据认为：中国近代诸多史学名家中，梁启超与史学近代化的进程关系最大，成就也最为突出。
    在史学近代化正式展开阶段，梁启超的主要贡献在于：在理论上对旧史的严重弊病作了有力的廓清，并对建设近代史学的方向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在研究实践上，他对如何摆脱长久沿袭的旧格局、开创近代式的学术研究，作出了成功的示范。
    作为二十世纪史学近代化独领风骚之作的《新史学》，撰写于1902年。它的准备，是梁氏撰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这两篇名文，都是跨入二十世纪之时来势迅猛的批判封建专制、呼唤爱国救亡的进步潮流的产物。关于《中国史叙论》中论述地理条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古代民族都不是单纯血统，而由长期混合形成，划分中国历史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大段，以及《新史学》对封建旧史的猛烈批判等卓识，这里都不必赘述。笔者认为，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新史学》对于史学近代化进程所具有的理论奠基意义。
    梁启超之所以居高临下地对旧史作批判性的总结，其理论基石是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这样的认识高度，恰恰是由于戊戌变法失败后进步社会力量要求推翻帝制，最终实现民主的时代潮流，和《天演论》传播的推进而达到的。《新史学》开宗明义标明史学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史学应是“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的一门，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而造成旧史陈腐落后的根源，正在于完全违背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也。”“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旧史却“未闻一人之眼光能及于此者”，由此而造成“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等严重弊病。梁启超对千百年来封建思想窒碍了史家创造性的发展深恶痛绝，他认为过去称得上具有创造性的史家，只有司马迁等数人。而其他众多史家，则墨守成规，不求创新变通：“《史记》之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而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再如朱熹《通鉴纲目》，则在褒贬书法上舞文弄墨，“自欺欺人”。《通鉴》旧时称“别择最精善”，但由于其出发点是为帝王“资治”，备君王之浏览，故拿近代眼光看，“其内容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旧史家因袭成性之形成，除了由于专制君主迫害，使作史者惟恐触犯忌讳外，即因为国民意识的不发达，以致“认为历史是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旧史家不懂得史学的可贵，乃在于通过叙述人群的进化，培养民众爱群善群之心、进取意识和爱国精神。他们不去思考历史事件造成何种影响，不探究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尤其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不明白人物只能作时代的代表，却反过来把时代作为人物的附庸。结果，旧时代的正史便成为人物传的汇集，甚至人至上千，卷次数百，“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起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故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益也”。梁氏对旧史的批评确实攻势凌厉，具有廓清摧陷之功，这是因为他的批判集中到旧史即“君史”这一根本问题，痛陈其奴化国民思想、阻挡时代潮流的危害，而以“民史”即写出民族群体之兴衰这一崭新价值体系取而代之，这就为史学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在哲学理论指导上，梁启超旗帜鲜明地提出用历史进化观，来取代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他参照西方和日本学者近代史学观点，进行理论的创造，生动地阐明历史的螺旋式运动等问题，使人们有豁然开朗之感。他明确提出要划清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观与新史学认为历史的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即由低级到高级进化二者的界限。主张近代史家应该彻底摒弃旧史家几千年来所信奉的“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的旧观点，代之以将近代进化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通过研究，描述人类进化途径及其具体表现。历史是进化的，但历史的进步并非直线式，“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循环论者在认识上的错误，“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这些论述，是对于历史进化作螺旋式运动的特点及循环论者误取螺旋的一圈而以为作圆形运动的认识错误，作了形象的说明。他又进一步论述说明历史前进的曲折性：“譬之江河东流以朝于海者，其大势者。乃或所见局于一部，偶见其有倒流处，有曲流处，因以为江河之行，一东一西，一北一南，是岂知江河之性乎？”
    梁氏对新史学的理论方向作了初步规划。他强调根本改变旧史把史书变成孤立的人物传的做法，而近代史学要求近代史家写出人类“借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嬗，而智慧日进焉”的历史情状。他又论述史家应善于通过比较研究和纵贯联系考察：“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从人类活动背景中去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并且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而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过去的进化，导未来之进化”，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例公理，“以增幸福于无疆”。
    梁启超对于旧史中因粉饰君权的需要而大肆渲染、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正统”论和“书法”论痛加驳斥。如对“正统”论，他指出旧史家宣扬“正统”的实质即是维护“君统”，“视国民为无物”，与国家是全体国民所有的观念根本对立。他分析旧史家陈寿、习凿齿、司马光、朱熹等所持的“正统”标准均互相矛盾，同科学的真知绝不相容。并且认为，要讲符合道理的正统，乃在众人而并非在君主一人。为国民所承认，所拥护的人物，才称得上真正符合“正统”。[①e]
    总之，《新史学》以其符合二十世纪初救亡图强需要的时代精神，以新鲜的理论和价值观，开启中国史学近代化时代的到来，此后几十年中，进步史家无不以“新史学”看待自己的事业和这门学科取得的进展。
    同年，梁启超撰成长篇论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8万余字），鲜明地贯彻了进化观和因果论的理论指导，体现出全新的研究风格，因而成为史学近代化在研究实践上结出的第一个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