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梁氏以开阔的视野和宏观的把握，第一次把几千年中国学术作为一个发展进化的、前后有因果联系的对象来论述，揭示其演进的脉络，并且中肯地总结出各个阶段的特点。文章以磅礴的气势，将古代以来学术演进的趋势划分为七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三、儒学统一时代，西汉；四、老学时代，魏晋；五、佛学时代，南北朝隋唐；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今日则为复兴时代。他大角度宏观地总结中国古代思想的若干显著特点，诸如：重视伦理关系，“凡先哲所经营想象，皆在人群国家之要务”，“专就寻常日用之问题，悉心研究，是以思想独倚于实际”；与西方古代思想相比较，中国古代神权思想不发达，古代的“天命”、“天意”是可以还原为民众意志；中国古代文明又重视“天人相与之际”等，均堪称见解深刻、切中肯綮。
    其次，《论大势》深入地论述学术思想与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相互影响和推动，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交互作用的格局。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氏从由于社会急剧变动的刺激，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项进行分析。他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人之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概括了从“学在官府”到出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论述鞭辟入里。又论述孔、老因南北地理民情之悬殊，形成迥然不同的学风，也极具卓识。
    再次，《论大势》做到以近代价值观作为评判标准，精到地阐释传统学术中符合理性的、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优秀部分，同时尖锐地批判其中为封建专制服务的腐朽部分。梁氏一再用进化、竞争学说，说明政治上、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对社会及学术的发展造成的严重障碍，其中说到：“罗马教皇会全盛之时，正泰西历史最黑暗之日。……吾中国学术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起。”关于西汉儒学独尊对社会及学术的影响，我们今日自可比梁氏所论作更深入、具体地分析与评定，但他大力针砭封建文化专制主义阻碍学术的发展，则是击中要害的。对于清代学术，梁氏肯定清儒实事求是的学风，善怀疑，不妄徇前人成说，专攻深入，原始要终，胪举众说，折衷决断，故评价“其精神近于科学”。同时又严厉批评专制君主屡兴文字狱，钳制文人思想，使学者“举手投足，动遇荆刺，怀抱才力智慧，无所复可用，乃骈凑于说经”，[①f]造成烦琐考据学风盛行，压抑学术的健康发展。这种鲜明的批判精神显然来自其浓厚的国民意识。
    《新史学》和《论大势》对于史学近代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奠基意义，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路标，把一代敏锐进取的青年学者带入了一个新的天地。胡适曾经极真切地讲出自己的感受：“严（复）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的意思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个老大的病夫的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我们在那时代读这样的文章，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中国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阶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所以我最爱读这篇文章。”[②f]胡适作为近代学术名家，在回顾自己治史道路时，称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论大势》“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以后著《中国哲学史》即由此布下种子。--这便是梁氏的论著开启了史学近代化这一新时代的最好证明。
    拓展：在广泛学术领域的出色建树
    本世纪初四大新史料的相继发现，[①g]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使方兴未艾的史学近代化潮流从1919年起进入其壮大和深化阶段。恰好梁启超1920年初欧游归国之后，即舍弃一切与学术无关的事务，全力从事研究和教学，至1929年去世，是他晚年全力从事著述的十年。梁氏才华横溢，学力深厚，特别是由于他掌握了近代哲学观点和方法，使他辨析问题更加左右逢源，十年间完成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为史学近代化的拓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这些论著涉及范围宽广，有不少是他首先开辟的领域或是前人很少注意的课题，举其要者即有：社会史方面，有《太古及三代载记》、《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等；学术思想史方面，有《阴阳五行学说的来历》、《老子哲学》、《孔子》、《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儒家哲学》、《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戴东原哲学》、《颜李学派及现代教育思潮》等；史学理论方面，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文献学方面，有《墨经校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文化史方面，有《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等；文学史方面，有《屈原研究》、《诗圣杜甫》、《陶渊明》、《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等；民族宗教史方面，有《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等。
    以一人之力，十年之内在如此广泛的领域撰成大量论著，这在学术史上实属罕见。全面评价梁启超晚年的学术贡献自非一篇文章所能容纳，这里仅就与史学近代化关系最大的两项，即对历史和传统学术“重新估价”的审视态度和重视方法的总结，作扼要论述。
    以近代理性观点审视反思历史，做到宏观的概括与深入的分析相结合，的确是梁启超晚年学术的特色。由于他有意识地以求实求真的近代理性眼光，审视几千年来的传统学术，因而使其研究成果无论从哲理高度、开掘的深度和分析的系统性来说，都有新的、与传统学术迥然不同的时代风貌。要对传统学术作“重新估价”，是梁氏在《儒家哲学》一书中明确提出来的。他对儒家的精华曾一再加以阐发，同时对儒家“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说教，在二千年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严重消极作用，则给予严肃的批评。这部著作不仅深入论述了儒家思想演变与时代的关系，学派的分化，而且独具慧眼地充分重视转变期学者在学风转变过程中的枢纽作用，又对一些在历史上地位重要而历来少被论及的学者，也给予应有的地位。《阴阳五行学说之来历》一文，认为董仲舒这位历来受称赞的“醇儒”，所著《春秋繁露》，“祖述阴阳家言者居半”，而他的儒学，“已绝非孔、孟、荀以来之学术”，故两汉阴阳五行说的流行，“大率自仲舒启之”，并造成此后二千年间“祥灾异之迷信深中于士大夫，智日以昏而志日以偷”[②g]的灾难性后果！梁氏这样有力地廓清几千年流毒甚广的迷信学说，在近代学术上是很有进步意义的。《春秋载记》、《战国载记》两篇，曾被近代史家张荫麟誉为：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麦可莱、格林诸家之作，[①h]而尤以前一篇最值得称道。此篇做到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向来把握春秋时期历史的趋势和特征，中肯地论述了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走向统一的重要阶段。前两章，《纪晋楚齐秦国势》和《纪鲁卫宋郑陈蔡吴越国势》，分别论述决定春秋时期全局的四个大国盛衰变化和八个较次要国家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后四章，《霸政前纪》、《齐桓晋文霸业》、《晋霸消长》、《霸政余纪》，从纵向论述春秋史的重大事件，霸业的消长和各国交互错综的关系。他从民族关系的融合和推进全国统一进程的角度肯定楚国的历史作用，纠正以往封建文人长期所持有的旧见，认为楚灭国最多，“以夷猾夏”，应加以谴责。梁氏强调，当时南方诸多小国文明低下，中原的大国无力顾及，楚国兼并这些小国，是把它们的文化提高到开化的程度，在此过程中，楚国的文化也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所以历史的正确结论不应是“以夷猾夏”，而是“举蛮夷以属诸夏”，[②h]有大功于中国！他运用理性审视眼光，故能揭示出历史进程中深层次的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