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大门，世界资本主义侵略狂涛随之汹涌而来，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犹如一艘千疮百孔、摇摇欲沉的破船，被迫驶进了暗礁林立、险象环生的近代海域。为了使这艘古老的巨船免于葬身海底的厄运，更为了使拥有这艘巨船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统治阶级摆脱灭顶之灾，一批封建人才应运而生。他们力挽狂澜，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最后一排中流砥柱。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洋务理论家郭嵩焘便是其中之一。郭嵩焘不愧为晚清统治阶级的才华出众，智力超群的难得英才。正象李鸿章所称赞的那样：郭嵩焘“服官中外，历著勤劳……至其政绩学术，学绝可传。”〔1〕“当世所识英豪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字--引者注）为最。”〔2〕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忠心耿耿，怀才蓄志的杰出人才， 最终却未能实现他的澄清大志，不仅在宦途上坎坷跌踣，命运多舛，其阅阀官品也远不能与曾受过他劝荐之恩的曾、左、李相比，甚至连廪生出身的曾国荃也望尘莫及。郭嵩焘出使英伦卸任回国后，便再也不被朝廷所用而成为一个在野逸民，一个“多余的人”。郭嵩焘一生的人才呼吁，企图用人才来补封建统治阶级的“苍天”，结果不仅自己“有才不能补苍天”，而且连自己的名誉、地位、官职等全部赔上，并落得个“众人唾骂”的下场，这对于“未尝以第二流人自处”、“吾人生平要为天下不可少之人”的郭嵩焘来说，无疑是一种最残酷的精神打击和人生悲剧，正象他自叹的那样，“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3〕
    对于郭嵩焘人生悲剧的根源，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特有的人格和气质是其人生悲剧的内在因素
    按现代气质学来看，郭嵩焘属于强胆汁质型。他执着、自信、热情、敏感；同时也固执、褊狭、好胜、浮躁、自负。他自视甚高，“倔强难与世同”〔4〕，“与人共事动辄抵牾……遇事据理言之， 反见以为求胜也”〔5〕。“心直口快，往往面责之处，直与人难堪”〔6〕，连曾国藩也说他“恃己蔑人，所作所为无不任意”。“其过亦在自命太高”〔7〕。因此，他每次任职都要与同僚反目，弄得不是降级， 就是丢官。再加上他好发议论，对出谋划策有浓厚的兴趣，对参与实际的军事战争却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即使他勉为其难，参与战事，也无所用心于其间，认为“此书戎马真非分”〔8〕，“天下沉迫干弋世”〔9〕，“不能终执戟”〔10〕。正如曾国藩所评价的那样：“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11〕。这使他不可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也就不可能取得战功而交上飞黄腾达的好运。郭嵩焘的这些人格、气质上的突出特征，实际上就是他内在的悲剧根源。
    身陷各种矛盾的旋涡不能自拔是其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
    郭嵩焘作为特定环境下具有特定性格的洋务派人物，在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偶合下，成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的交汇点。这些矛盾的对抗与激化，导致了郭嵩焘个人悲剧的必然产生。
    首先与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加剧，日益威胁着统治的清朝，而清朝统治阶级在内部腐败不堪，国力极弱，没有能力来解除这种威胁的情况下，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华取得的侵略权益，并成为他们在华的代理人，对清朝统治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苟且保全的权宜之计。因此，清政府迫不得已地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但是，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期，清政府疑虑重重，瞻前顾后。数千年形成的至尊至大的心理定势，使他们一时不能适应这种受人挟制，甚至寄人篱下的屈辱位置；而中国民众异常强烈的爱国主义反抗情绪，又使他们不愿轻易露出做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走狗的尾巴；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坚决主张抵抗外国侵略的舆论，也使他们不能明目张胆地执行投降妥协的卖国路线，不敢肆无忌惮地推行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政策。正是在封建统治阶级既想和平解除外部威胁，又不太甘心做洋人的守土官长的两难之时，郭嵩焘想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出路着想，急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危机所急，大胆地站出来，毫不忌讳地指出：清政府应该心安理得地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结合，因为“亦实见洋人无为害中国，相为赞助，以乐其有成，吾何为拒之？”〔12〕为了进一步使清政府消除疑虑，郭嵩焘还尖锐地指出：清政府或者死心塌地地做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办，或者一朝覆灭，除此以外，别无其他选择。在这一点上，郭嵩焘确实比最高封建统治者更具有“预见能力”和“超前意识”，较早地感觉到了与帝国主义妥协是清王朝的唯一出路。他凭着对清政府的一片忠心，不惮其烦地向朝廷上奏，大谈其妥协、求和的必要性，当有人劝他不要再谈自己的观点时，他表示：“所以谈者，欲使人稍知其节要，以保国有余，苟坐听其昏顽而已，不动兵则坐则削，一旦用兵，必折而为印度，此何等关系，而可以不言乎？”〔13〕正是在这种超前意识和赤胆忠心的相互作用下，郭嵩焘才不顾年老体衰，毅然远渡重洋，为清王朝“通外域之将”，最早担任了近代中国“皆视为畏途”的驻外公使。郭嵩焘还不顾“聚诃丛骂”，将自己在赴西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见解记载下来，写成《使西纪程》一书，寄回总理衙门，一则希望能够帮助封建统治者对西方的强大有一个较全面而具体的了解；二则希望能够“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争取培育出一大批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统治秩序的人才。在这一系列行动中，郭嵩焘所表现出来的至诚之心和过人之勇，并不是没有被已经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道路的清政府所重视，相反，还得到了他们的欣赏。早在郭嵩焘出使前，皇上召见他时曾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14〕“他（指郭--引者）于此实是明白，又肯任劳任怨，实亦寻他几个不出。”〔15〕“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16〕郭嵩焘卸英使任，代替他的曾纪泽入朝听训时曾对慈禧太后说：“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了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17〕慈禧太后回答说：“上头也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挨这些人的骂也够了。”〔18〕曾纪泽又说：“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19〕慈禧太后说：“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知道他。”〔20〕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封建统治者认为的“好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不可多得的人才，从英国归来后，再也不被任用。郭嵩焘死后，李鸿章请宣付史馆立传，并请赐谥，结果得到的圣旨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21〕可见，尽管在保全封建统治，对外投降妥协这一根本点上，清政府最高统治集团与郭嵩焘基本一致，并对他颇为赏识，但是，郭嵩焘对西方的带有明显倾向性的称赞与介绍，却使最高统治者极为不悦。因为，作为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来说，他们可以迫不得已但又堂而皇之地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但绝不愿意在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鲜明对比中，承认自己统治的腐败和无能，更不愿意降尊纾贵，真正去学习西方。因此，郭嵩焘犯了他们的大忌，使他们在感情上、心理上产生出对郭嵩焘十分的反感。
    其二，与顽固守旧派的矛盾（即洋务派与顽固派的矛盾）。这个矛盾不仅是郭嵩焘不得展其志的一个障碍，而且也是郭嵩焘耿耿于怀的一个死结。这个矛盾激化的典型例子就是他与亲自荐举的刘锡鸿势不两立、冤缘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