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鸿是福建人，郭嵩焘在广东任巡抚时认识的。据郭嵩焘的弟弟讲：刘锡鸿“在籍即拂台评，亦违乡议，伯兄（嵩焘）爱其才，怜其不遇，毅然犯众人之不韪，为之清洗而揄扬之，自为介西行。”〔24〕就是这个原来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郭嵩焘人才标准的人，在出洋期间，与郭嵩焘反目成仇。两人龃龉互讦，一直与出使相始终。郭以后在谈到此事时说：“开端奉使西洋，颇谓朝廷用人不虚，区口才力亦尚能堪之，而于其时力举刘锡鸿充当随员，枢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传会京师议论，以嵩焘为目，自负能攘尔夷狄，深文固内，以相龁， 不独一生愿力无所施用，乃使仰天欷嘘，发愤呕血，志气为之销靡，才智聪明亦为之遏塞！”〔25〕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矛盾之所以如此之深，对郭嵩焘造成的伤害又如此之大，除了两人在性格气质上水火不容，刘锡鸿又对郭嵩焘没有荐他任出英副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外，根本原因还在于两人在维护封建统治的方式上的严重分歧。刘锡鸿在用夏变夷的文化优越意识的支配下，始终坚持守旧的立场，对郭嵩焘了解和赞赏西方极其不满。他先后上了十封奏折，对郭嵩焘进行猛的攻击，指斥郭嵩焘丧失国格，取法于洋人。事实上，刘锡鸿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西方不乏优越之处，但是，从封建士大夫传统的认知结构出发，刘锡鸿认为这些优越之处都来自于中国的仁义之学。因此，中国完全不必求诸于西方，只须严格地遵循古道，就能胜过西方。至于西方的技艺，那不是治国治民的根本之图，根本之图在于人心。而郭嵩焘也认为西方的美政、美俗中国古以有之，特别是在尧舜禹三代，中国的美政、美俗丝毫不比现在西方的逊色。但是，在当今的中国已把这些遗失殆尽，必须从西方把它们找寻回来。至于西方的技艺，也应该学过来作为一种强国实用的补充。从实质上看，两个并没有多少根本的不同，同样都把中国的仁义道统等视为普遍而永恒的至理，都企图用此来维护封建统治。只不过一个认为必须求诸于仁义道统的根本，才能巩固封建统治。一个认为应该把遗失了的仁义道统从异邦学回来，重鼓中国之人心，并资取西方之长技，才能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保全封建统治。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只是在巩固封建统治的方式上的分歧，当然，从客观效果来看，郭嵩焘的观点为西学的引进制造了舆论，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潮流，较之于刘锡鸿所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守旧派要开明得多，但是，在本质上他们是一致的。
    再其次，与洋务主战派的矛盾（洋务派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矛盾）。集中反映这个矛盾的例子是郭嵩焘与左宗棠的纠葛。
    左宗棠是郭嵩焘推荐上同治中兴舞台的。在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方面，两人的立场和态度完全相同，而在对待外国侵略上却出现了分歧。也就是说，在阶级矛盾面前，两人是同一阵营的伙伴，而在民族矛盾面前，他们却产生了很深刻的嫌隙。当然两人从至交变为宿敌，其起因不在于此，但是，两人犯仇的加深以致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不能不说与他们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不同有直接的关系。尽管，郭嵩焘对左宗棠有举荐之恩，但是，左宗棠却对郭嵩焘回敬了“四次擢参”，使郭嵩焘丢了广东巡抚之职。为此，郭嵩焘非常伤感，他说：“一生读书行己，稍涉仁宦，多受友朋之益，而于友朋多愧未能自尽其力，然其倾诚待人，而受人反噬者，亦多有之。最不可解者，与某公（左）至友三十年，一生为之尽力，自权奥抚，某公来书，自谓百战艰难，乃获开府，鄙人竟安坐得之，虽属戏言，然其忮心亦甚矣。嗣是一意相与为难，绝不晓其所谓，终以四擢纠参，迫使去位而已。”〔26〕由此看去，左宗棠对郭嵩焘显得不那么通情达理，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忘恩负义。但是，我们不能仅凭表象去对两人的关系进行道德评判。对于性格刚直，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立场的左宗棠来说，用这种不近人情的办法来处理与郭嵩焘的关系绝不是偶然的。郭嵩焘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始终一贯的妥协求和态度以及对李鸿章的投降路线的坚决支持，不能不逐渐引起左宗棠的反感和憎恶。因此，他对郭嵩焘三番五次的纠参，以及对郭嵩焘的攻击，不仅出于个人的私怨，还有更深的原因，就是洋务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斗。如果说，左宗棠对郭嵩焘的四次擢参还不能明显地反映出他们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战与和两种立场上的对立冲突，那么，以下几件事更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我们知道，曾国藩是第一个洋务主和派头目，在1870年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不惜牺牲民族权益，站在侵略者一边，杀了十六个中国人，并赔款数十万两白银。曾国藩“曲全邻好，善全和局”的卖国行为得到郭嵩焘的大力赞赏和支持，而左宗棠却认为教案事出有因，不应惩办无辜百姓及府县官吏，“致失人和”。为此，左宗棠对曾、郭十分不满。
    在1874年-1875年的塞防与海防之争中，李鸿章和郭嵩焘都主张放弃新疆。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喀什噶尔之地宜割与雅谷刊（阿古柏）”〔27〕。而左宗棠却坚持对新疆用兵，歼灭了阿古柏帮，收回了被占领的领土。事后，左宗棠唾骂李鸿章、郭嵩焘是“真矮子观场也。”
    在中俄伊犁交涉时，李鸿章和郭嵩焘又主张暂弃伊犁。郭嵩焘说：“当暂听从驻扎，其势万不能急速收。”〔28〕左宗棠严词驳斥，并实力备战，郭嵩焘骂左宗棠有“激怒之意，乐战之心”。
    在中法战争中，双方战与和的斗争更加激烈。郭嵩焘坚决站在李鸿章一边，坚持“洋人可理喻情遣，对法不可开衅”的观点，并上奏要求“朝廷照颁行诸将，乃有所据依，以求轻重缓急之序，左宗棠必不敢苟且瞻徇，为无根之辞，以上渎朝廷之听。”〔29〕中法战争中国最后不败而败，左宗棠对此不胜愤慨，他上奏抨击投降派，大骂他们屡次乞和误国。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郭嵩焘与左宗棠的纠纷，事实上就是洋务派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摩擦。当然洋务派内部这两大派的斗争，除了战与和的分歧外，还牵涉到若干复杂而微妙的因素，不过，仅就战与和这一主要之争来看，主战派的爱国抵抗立场无疑值得肯定。
    最后，与帝国主义的矛盾。郭嵩焘一生以知洋务、通夷情自居，俨然是当时中国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最为“透顶”的人。他在伦敦写给朱克敬的信中便自吹说“（今）体察各国情伪，与其所见为利病避就者，自信于此确有所得，孟子曰‘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诚亦无所多让。”〔30〕郭嵩焘对帝国主义了解的“确有所得”是什么呢？郭嵩焘在日记中说到：“亦实见洋人无为害中国之心，所得富强之效，且倾心以输之中国，相为赞助，以乐其有成。”〔31〕正是从这种“透顶”了解出发，郭嵩焘一再要求中国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忍再忍，甚至埋怨清政府不该在执行“和忍”的政策上迟疑不决。郭嵩焘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得到了洋人的欣赏和赞许，某西报撰文说：“西国人士尚论中国的时事者，谓中西方交，日益亲密，有如磁石引铁，不期而然，其效之速实由于遣使出洋，出洋之使，因多负经之才，我西人心焉数之，郭侍郎卸指应首屈，贤为国宝，不其然乎。”〔32〕郭嵩焘卸英使任回国时，西人深表其遗憾，“中国郑重简使，代国家通辞令，实收万里之益，边疆重圻，当以此等人才任之，则于中外交涉不敌龃龉。然则如郭钦使者，亦乌可多得哉！”〔33〕不过，帝国主义真正欣赏的绝不是郭嵩焘的外交才干，而是郭嵩焘一贯坚持的求和立场，并从中国的道统中寻出“理”、“情”、“势”这些堂而皇之的东西，为他们对中国的侵略提供合“理”的依据。作为当时已完成了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西方侵略者，出于强凌弱的本性，绝没有同置于他们侵略扩张之下的中国进行国际间正常交往和公平通商的半点诚意。如果说，在正常的国际关系中，互派公使是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一个外交标志，那么，在压迫与被压迫、侵略与被侵略国家之间，这不过是一个虚设。对于侵略国来说，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被侵略国在它们得寸进尺，随心所欲地掠取侵略权益时，不能进行任何正当的抵抗。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罪恶目的，实现扩张野心，帝国主义才打出了平等通好的幌子。所以，郭嵩焘把争取和平与安定寄托在所谓的“求和外交”上，寄托在培养出大量的胜任此事的洋务人才上，这只是一厢情愿，异想天开。事实正是如此，郭嵩焘在驻外的两年里，既没有为中国换回“和局”，更没有使民族危机有丝毫缓和，相反，西方帝国主义完全不顾及郭嵩焘对它们的一贯友好态度，照样在外交交涉上对他蛮横无礼，致使他一事无成。在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郭嵩焘对他原来认为的比中国老百姓更“懂情喻理”的帝国主义逐渐产生了失望感。在他驻外的后期，郭嵩焘一失当初“独出身冒泷涛万里之阔”，欣然赴任英使之职的自信和雄心，急切要求卸任回国。这除了与刘锡鸿的关系恶化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外，郭嵩焘对洋人的失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