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是戊戌变法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很少争议，一般都接受康、梁等所下评论，以为荣禄始终是站在变法的对立面，并在后来的政变中扮演了元凶的角色。
    本文通过分析荣禄与变法的关系，以及政变后的活动，认为荣禄并不反对变法，只不过不赞成康梁的变法，遵循的是另一条变法思路。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梁的身份主要是言者，即思想家、鼓吹家、宣传家，他们希望中国迅速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形容当时的中国为一败坏已极、日久失修的大厦，不仅急宜兴修，而且应全行拆卸，然后重奠根基。因此，需要用雷霆万钧之力，罢黜旧臣，任用新进，从根本变起，首先改变法律、官职，然后将变法在各个方面全面铺开。而荣禄是变法时期统治阶层中的一员，虽然他也认识到唯有变法才能使中国摆脱危亡，但身为实负其责的政府大员，在推行变法的权力、步骤、内容等方面与康梁不尽相同。早在光绪任命林旭等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时，荣禄就致信林旭，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纷更。（注：荣禄致林旭，见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荣禄函稿底本》第三册。）政变后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而且荣禄认为“中国非真不可为也”，（注：汤志钧著：《乘桴新获》，187～18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关键是要有正确的变法次序。
    一、荣禄是反对变法的吗
    把荣禄归入反动顽固派陈营，认为荣禄是旧党中坚决反对维新变法的元凶，这一看法最早由康有为及其门徒梁启超等人提出。（注：如康有为说荣禄在维新时期守旧、日攻新政，并把政变后的荣禄比作王莽、司马昭、肃顺等奸雄。梁启超致日本外务省官员信件中批评荣禄奉行守旧政策。）既然是由公认的维新领袖作出的评断，那么后来的研究者当然很少怀疑它的权威性，所以这个问题在近百年来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虽然也有个别研究成果指出荣禄也有倾向变法的一面，但认为这只不过是他一生中非常次要的部分，对荣禄的评价仍要以其镇压维新运动为主要依据。
    荣禄真的如康有为等所说，是反对维新变法的吗？本文在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高榷的。
    既然荣禄“日攻新政”，那么他当然不会对戊戌维新过程中的各种变法主张有好感。但事实恰恰相反。光绪二十四年五月，荣禄出掌直隶总督，正值百日维新非常重要的时期。在私人往来信函中，荣禄多次使用“朝政日新”、“时局日新”等词语来评价当时的变法改革。（注：荣禄致湖北补用道连捷：迩来朝政日新，圣主虚衷采纳，仰见孜孜求治之怀。 荣禄致林旭：朝廷孜孜求治，破格用人，诚为非常遭际。 荣禄致陈泽霖：目前时局日新。 荣禄致奉天军督部堂依克唐阿：目前时局日新。 荣禄致候选七品笔帖式世桢：近年风气渐开，人才辈出。 荣禄致江西建昌府正堂何刚德：迩来朝政日新。（以上诸信依次见《荣禄函稿底本》第二、三、三、四、五、六册））赴任后，荣禄深感时艰责重，颇思有所作为。刚到天津任上后，荣禄即致信礼亲王载振：
    “北洋任大责重，地方河工百务猬集，加以强邻环伺，交涉事件动须要挟，必须相机因应，冀弭衅端。目前海防尤为重要，水陆各军及时整理，练兵筹响，均费经营”。
    类似内容的信件不下数十封，足见荣禄的重视心情。（注：参看《荣禄函稿底本》第一册至第六册相关信函。）盛宣怀在一封致张之洞的信也可以看出荣禄是主张变法图强的：“在津行时在仲相前密言，内外大臣志在自强者不多，人务须联络一气。仲相深然之，允即与钧处通函，以后好商量办事，并云素来佩服。”（注：荣禄对武科改革是始终重视的。光绪二十四年七、八月间，荣禄给陕甘总督陶模的信中说：“昨读议覆改试武科大疏，指陈利病，筹策无遗，谠论名言，尤深敬佩。”，见《荣禄函稿底本》第二册。）由此可见，荣禄绝对不是反对维新变法的。下面拟从几个方面具体阐述荣禄的变法思想和措施。
    荣禄变法思想中的核心部分在军事方面。荣禄先后担任过神机营翼长、总兵、步军统领、将军、兵部尚书，并参加指挥过作战。在多年军事实践的基础上，荣禄痛感当“时局日艰，外侮纷来”之时，不改革军事是万不为功的。因而，荣禄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折，请设立武备特科，参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才。为什么要设武备特科呢？荣禄认为当时武科考试出现了如时文试帖一般的弊端，要选拔折冲御侮之才，并做到“稍裁各国狡焉思逞之心”，武科考试非改不可。（注：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461～462页，神州国光社，1953。）
    荣禄按每县每年二百名应试武童统计，那么全国有三四十万，如果教练得法，其利有五：年富力强，无老弱滥竽之数；弓马娴习，教练易成；有志上进，与谋衣食者不同；姓名乡里，有籍可稽，无逃亡之弊；有室有家，散则归农，不至流为盗匪。如武备特科设立，就能够收到以上效果。武备特科的开设办法是每省延聘兼通西法、精于操练的教习数十人就地教练，一年后能够随军充役，二年后挑选材武聪颖武生入各省所设武备学堂学习重学、化学、格致、舆地等，分别炮队、马队、工程队诸科，三年后由各省督抚考试，考列优等者为武举人。武举人入京师大学堂学习，三年后由兵部奏请派大臣考试，考列优等者为武进士。然后由拔中的武举人、武进士充补各路军营哨长以上将官，以改变军营积习。
    在设立武备特科的同时，荣禄考虑到旧制在短期内难以骤然全变，因而主张原有武试仍照旧举行，但裁减一半名额。如果试办有效再停罢旧制。（注：《清实录》第56册，第312卷，59页，中华书局，1987。）
    早在任西安将军时，荣禄就上奏请添练洋枪步队，酌筹饷项。（注：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汇编：《戊戌变法档案史科》，332～335页，中华书局，1958。）荣禄看到昔日劲旅因日久废弛，种种积弱习气已不堪言状，为破除积习，荣禄在戊戌维新期间（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一日）再次上折，指出拯救危局必须要练成劲旅，而要练成劲旅，就必须从改练洋操下手。即“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练兵第一要著。”而练兵首先要统筹全局，全计饷需，先由朝廷定议，然后责成于各省督抚。荣禄认为改练洋操是为了达到步伐整齐、号令统一、枪炮精良、施放有准的目的，不能够徒袭皮毛。因而各省要慎选教习，酌核饷力，先从营勇开始教练，半年后再次第推及绿营和民团。
    要改练洋操，有许多相关问题需要妥善处理。如延聘外国教习，荣禄认为应宽以时日，如各省一律延聘，不仅开支浩大，而且容易出现意气不投、语言不通，终有隔阂之感。好的解决办法是从天津新建陆军和江南自强军中选拔学成者，分别派送北方、南方各省充当教习。
    改练洋操，军械枪炮的选择尤关紧要。荣禄指出，中国许多省分虽有制造新式枪炮的机器制造局，但既不精纯，规格又不统一。从外国直接购进的枪炮也新旧夹杂，名目繁多。荣禄主张各省机器制造局应统一规定快枪快炮格式和枪子炮弹分量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