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生的录取和管理上，荣禄要求县学堂挑取聪颖文童，府学堂挑取高等生员，省会高等学堂挑取各属举项生监，酌定额数，分班肄用。每班设中学、西学教习各一员，负责功课；（注：荣禄对教习的人选是比较重视的，博学多才、为多上矜式是他选择教习的重要标准。如莲池书院改学堂后延聘吴汝纶即是其中一例，见《荣禄函稿底本》第一册荣禄致李鸿章信。）每堂设监督一名，负责管理。每月初一日考试中学，十五日考试西学，年终由总督派员赴各堂大考，严定去取。
    荣禄改书院为学堂的变法举措，在当时各省中是比较彻底的，收到了较大效果。其中天津每月就有不下两千人应试。荣禄还考虑到学堂招生人数在短期内难以扩大，为兼收并蓄，分批培养人才，将问津、辅仁两书院改为学堂，变通办理，兼课中西各学，给未能考入学堂的考生以培养造就的机会。（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82～284页。）
    荣禄不仅在直隶总督任上时大力推行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对其它省区的相关改革也颇为关注。张元济在北京筹设通艺学堂，因经费问题承商于荣禄，荣禄在直隶经费也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每月予以捐助支持。（注：荣禄致张元济，见《荣禄函稿底本》第六册。）政变后，荣禄仍重视此方面的改革。光绪二十七年，学部尚书、管学大臣张百熙筹办宗室觉罗八旗学堂，曾由荣禄先为陈请，甫经奏入即获准。开办时复因经费问题，张百熙函请荣禄极力主持，在提倡于前的情况下，能够成全于后。而且荣禄得到“夙中堂乐育为怀”的称誉，一些地方官员在开办学堂时也希望得到荣禄的指教和帮助。（注：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29～30、220页，齐鲁书社，1986。）
    要变法，方方面面需要新政人才，所以荣禄非常注重人才的培育和选拔。李鸿章说荣禄爱才若渴（注：《近代稗海》（二），32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荣禄到天津任直督后，深感责艰任重，“亟思处贤自助（注：荣禄致杨崇伊，见《荣禄函稿底本》第五册。），“军谘之暇，尤汲汲以人才为心，疏荐中外贤杰、通达中外治体者十余人，迄今日而悉蔚为时栋矣”。（注：《荣文忠公全集》卷二。）从另外一则资料查到，荣禄保荐的人才中包括鹿传霖、陈宝箴、黄遵宪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维新变法人士。（注：孔祥吉著：《戊戌维新运动新探》，79～8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这里，我们可以参看《湘报》的一则消息：“荣中堂自莅任后，以北洋为海军总汇之区，整军经武及通商惠工，在在非得人材不足济事，因于接见僚属时，虚怀延纳，每日自六点钟至十二点钟，分班晋谒者，恒数十人，自司道提镇以迄佐贰将弁，皆以温谕抚循，俾得展厥素蕴。如有紧要公务，即夜分亦得进见。中堂之留意人才，孜孜求治，于此己肇其端也”。（注：《湘报》第142号。）
    外国侵略者从鸦片战争开始，与清政府签订了种种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榨取巨额经济利益并享受种种特权。其中，西方教会也扮演了侵略帮凶的角色，许多国家正是利用民教冲突向清政府层层加码，变本加厉地提出一个个不合理要求。荣禄认识到在当时唯有尽量避免中国人与外国教士的冲突，做到“销患未萌”，“杜藉口而免旁挠”、“弭患先机”。他也知道与外国交涉日多一日、无可回避，外国人多端要挟在所不免，“但能争得一分，即可收一分之效，是在贤者相机操纵，勉为其难耳”。在直督任上，他挽留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留津当差，以资臂助；要求各军切勿与洋教因细事稍有滋沮，以免为朝廷顾虑；关注青岛电局改官局与德人交涉进展，都是他上述思路的表现。（注：荣禄致荣铨、董福祥、李鸿章、蔡钧、宋庆、伍芳信函，参看《荣禄函稿底本》第一、二、四册。）在政变后，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时期，荣禄主张缓和与外国的矛盾，免致中外决裂，这与他前期的思想也是一致的。荣禄深悉当时中国“以一弱国而敌数十强国，危亡立见”，所以他竭力保护各使臣，以作将来转圜地步，深恐各国长驱直入，势将灭国。（注：《荣禄存札》，404～405页。）同时，荣禄指出在瓜分见端，力图补救时，认为义和团本意在自卫身家，只不过被一些王公大臣利用，以致激成大乱，在处理时应“持平办法”，“并非虐民崇洋”，（注：《荣禄存札》，396页。）而一些将官在致荣禄的信件中也“仰体中堂爱民如子之心，于剿办中仍寓矜全之意”。（注：《荣禄存札》，104页。）在这一点上，荣禄也有值得称道之处。
    二、荣禄是镇压戊戌维新的刽子手吗
    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密切联系。既然荣禄反对变法，那么得出他是镇压戊戌维新运动郐子手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
    前文已经分析荣禄对时局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在各方面推行变法是积极的，只不过在变法的权力、次序、方法上与康、梁等存在分歧。戊戌政变发生后，荣禄在北京主持朝廷大政，努力将政变的冲击和影响减到最底程度，同时仍有条不紊地将其变法主张和措施付诸实施。清朝末年出现的新政，某种程度上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政变后不久，荣禄奉调入京，关于这一事件，当时一些报纸发表了评价。9月26日《国闻报》认为荣禄进京后，“谓见近数日中国新旧两党正在相持不下，其不肖者则乘此离间宫闱，苟图富贵，其谨愿老成者，默不一言，而外人借端干预，讹言四起，公使朝至，兵船夕来，宗社安危，悬于呼吸，一或不甚，危亡立见。中堂此行，其庶几与父言慈，与子言孝，使中国臣民，外人观听，晓然于皇太后之训政，与廷旨之密拿康有为，不过罪康有为一人，而于皇上数月以来维新变法之事，三五新进之臣，均无所防碍，则中国之幸，……是所望于社稷之臣，此外臣之愿也”。9月30日《申报》报道：“制军以国家多故，深恐外侮迭乘，吁恳晋京陛见。……闻皇太后亲政之由，因见皇上求治太亟，又以罢六堂官，实为从古所未有，在朝诸臣见圣怒不测，内不自测。”
    以上评述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荣禄在政变后被许多人称为“天下以公为安危”、“老成谋国”“补救时局，为中外所望者，其惟我夫子一人而已”、“佐朝延经武之谟，系天下安危之重”，（注：参看《荣禄存札》，3、36、50、246页。）去世后，清廷在谕旨中说荣禄“翊赞纶扉，竭力尽心，调和中外，老成持重，匡济时艰”、“翊赞纶扉，适在时事艰难之日，尽心经国，献纳周详，有为中外不及知者”、“膺旄钺于畿疆，殚心力而调和中外”、“百度更新，屡见嘉谋之敷奏”、“本忧国忘身之义，为柔远能迩之谟”、“造膝陈词，削牍不言，或外廷之未悉；独居深含，每全局之兼筹；甘寝投兵，底定安危之计；含哺缓带，辑和中外之功。度支综核之精，月要岁会；政策更张之速，雷厉风行。才足救时，洵非易得”。行状和墓志铭中也提到他“在政府不立崖岸，于中外利弊独洞见本源，力持大体，不为众说所淆”，早年“与文文忠，宝文靖，李文正、左文襄、李文忠诸公互相砥砺，……成一代名臣”、“于外省利病，洞见本原，与各疆吏文牍往来，但责成效，不为遥制，俾人人得以尽言尽力。回銮以后举行诸政尤得要领”。（注：参看《荣文忠公全集》卷一、卷二。）刘坤一在复冯莘中也说：“现在两宫慈孝相孚，诚为宗社苍生之福，而其枢纽全在荣相。内则设法调停，外则勉力撑持，宁国即以保家，此公解人，当见及矣。”盛宣怀素知荣禄主张变法，因此在荣禄甫接谕旨奉调入京后，马上电致荣禄：“深宫举动似未可操之过急，以防彼族藉口干预内政。拿问诸人连类查办，似宜从宽，一面以懿旨明谕中外，一切新政持平办理。力求自强，以消乘间伺隙之心，以慰薄海臣民之望，大局安危，间不容发，扶危定倾，非中堂莫属。宣蒙中堂不以寻常相待，既有见闻，不敢缄默，企垂察。”（注：《愚斋存稿》第四册，942～943页。）
    1899年9月24日，《国闻报》刊载论说，指责荣禄强悍无识，敢无（为）不道，包藏祸心，乘间思逞。严复阅后，“试平心覆观，其所指之人是否如此，则真未敢轻下定语也。”严复认为荣禄只不过在与康有为同日召见时在皇帝面前说过康不可用，“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此亦何足深恨”，而后来荣禄入京后祸机已熟，怎么能够说所有杀逐之事皆荣禄所为？因而对荣禄的批评是言过其实的，而《国闻报》将此种文字刊列，实属造孽。严复还指出荣禄忠于所事，有值得称道处。（注：《严复集》第三册，533～534、539页。）这些文字从一个侧面说明荣禄是当时较为开明、识大体的官员，他在政变后力图挽救危亡多事的时局，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时继续赞同行之有效的变法活动。